这首咏蝶诗体物入微，描摹传神，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诗的前六句，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素蝶的动人形象。这些诗句犹如电影中的镜头，伴随着由绿蕙、青薇、阳光、春风、红花、碧树组成的背景的不断转换，展示出了素蝶轻盈飘然、千姿百态的身影。不仅如此，诗人在表现素蝶时，还融人了感情色彩，既写它飞花舞叶的喜悦，也写它映日顺风的欢快，更写它受鸟雀追逐的悲哀，从而赋予了素蝶栩栩如生的神情。这些传神的描摹，固然得之于表现手法的精巧，但若诗人不作细致的观察，不作设身处境的体验，恐怕不可能如此形神俱妙地将素蝶的风姿表现出来。
但如果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幅蝴蝶写生而已，然而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对素蝶作穷形尽相的描摹，，而是在动态描写中进步一写出了蝶蝴的“命运”。不要看它是一只蝴蝶，它同样有悲欢，有升沉，有追求。它要随蜂避雀，要映日因风，有“争起”的奋斗，也有“共归”的退隐，在花中叶际穿来飞去，归宿到底何在呢。“芳华幸勿谢，嘉树欲相依”二句，进一层展示了它的情感，诗句以素蝶自诉的口吻诉说希望百花不要凋零。这一感情的表白，透露出了素蝶内心对未来的不安以及对生命的追求，全诗由此而更显蕴藉深厚。同时，在这两句中诗人假托蝴蝶的口吻，对蝴蝶的前途给出了答案：它所向往的是一株花繁叶茂、生机无限的“嘉树”以求庇护依托。因此也可以懂得为什么诗人钟情于“素蝶”而不是“彩蝶”。显然，“素蝶”是一种象征。“素”既表示品格高洁，又暗示命运坎坷。它不能象彩蝶那样风云际会，洋洋得意，而必须寻求一个有力的保护者才有前途。刘孝绰的一生并不平坦。“前后五免”，多次遭受打击。这首《咏素蝶诗》或许就是他的一种自我表白。
沈祥龙曾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联系诗人刘孝绰的生平，当可看出，此诗并非泛泛咏蝶之作，而寄寓了诗人的身世之感。据《南史·刘孝绰传》记载，孝绰自小聪颖异常，颇得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的推重。然其为人好仗气负才，有不合意，便极言诋訾，由是与世乖仵，一生宦途屡起屡蹶，最后以“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晚年忽忽不得志”。于此诗中，诗人一方面借洁白的蝴蝶以表示自己品质的高尚与纯洁，一方面借蝶之口表示自己在遭受到多次沉浮之后，依然对仕宦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诗人索物寄意，已将物象与意念融合为一体，故既得题中之精蕴，又有题外之远致，读者或作咏蝶欣赏，或作寄慨体味，均可感其妙，这正是一般咏物诗所难以企及的。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戍卒思归情绪的小令，这类题材在唐诗中多得不可胜计，但在词中却很少见。盛唐时代的诗人们都向往到边塞建功立业，所以岑参等人笔下的边塞风光无比壮丽，充满乐观的情调。但到了中唐时代，情况不同了，李益的边塞诗就有一种凄凉的气氛，不少诗篇描写边地戍卒的思乡怀归和哀怨情绪。戴叔伦此词所写也是这种思想情绪，但写得非常含蓄深沉。
开头“边草”两字重叠，固是词调格律的要求，而在这里使人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原，显示出空间的寥阔，同时点明边塞的地理环境，渲染了荒凉的气氛。接着“边草尽来兵老”一句，写时间之悠长。边草一次次从生长到枯萎，戍卒年年盼归，从青年到衰老。值得注意的是以“草尽”烘托“兵老”，还暗寓着统治者把戍卒当作“边草”一样看待的意思，表现出作者对统治者不管戍卒死活的斥责和抗议，寄托着对戍卒遭遇的深切同情。
中间一联对句，非常工整。“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前句写边塞冰天雪地，一片银白，“山南山北”点明白雪覆盖面之广阔，“晴”字点明飘雪已经停止，同时为下句的“月明”作铺垫。下句写白雪衬托下的月色分外皎洁，“千里万里”写月亮普照之广，同时也暗寓着边塞与家乡相隔之遥远。人隔两地，但所望之月是同一个月，所以明月是最易引起怀人思乡之景，李白著名的诗篇《静夜思》就是描绘见月思乡的情景，唐代写望月怀乡的诗篇不胜枚计。接着又按格律要求叠用“明月，明月”，使读者更体会到：戍卒面对明月，思乡怀人之情更切，似乎戍卒的思想已长着翅膀飞回了家乡。
结句“胡笳一声愁绝”，一声胡笳使戍卒从思乡梦中惊醒过来，原来自己仍旧身在边地，最后用“愁绝”二字表现出戍卒的极端忧愁苦闷，同时也起了点明主题的作用。
全词没有出现思乡怀人的字样，但句句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其特点是全用景物烘托的手法。边地将尽的枯草，积满山岭的冰雪，晴朗夜空的明月，凄凉悲切的胡笳声，所有这些景物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戍卒的心情，有了前面的层层铺垫，最后用“愁绝”二字点明，就显得心情特别沉重而有力。
此词的另一特点是重叠的结构形式。按照词的格律要求，全词有两对叠句，这种重叠通过重复歌咏可加强感情的抒发，同时也起了加深意境的作用。“边草”重叠，形成一种荒凉的意境，描写了戍卒的活动背景，也烘托出戍卒空虚凄凉的心境，这就与单用“边草”二字的作用不同。“明月”重叠，一方面是上句末尾“月明”二字的颠倒，使之与上句转折呼应，这也是转应曲词调的格律要求，形成上下句勾连的格局，可产生回环往复的韵致，另一方面，“明月”二字的重叠，造成了一种明月普照的柔和氛围，烘托出了戍卒思乡怀人的强烈不安的情绪。
全词意境极为深沉含蓄，是中唐文人词中难得的一篇佳作。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
这首诗以月亮为意象，以“对月”为题，自己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是不懈的伴侣，表明了诗人孤独的处境和凄凉的心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作者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还一直陪伴在身边。起言“百壶”载酒，以示在凌云山设酒送行的人很多，但“谁似”二字轻轻一拨，就在故人的陪衬下突出了峨媚山月同作者的联系。这是《舟中对月》一诗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从此“月”便成了故人，下边的抒写全在“月”、“我”之间进行。
中间四句主要写月。峨媚的月亮到了渝州，尚且频频“窥船”，可见月有情；即将到达渝州，凌云之酒方才“初醒”，在浓醉的背后读者也许看得出“不忍别”时作者借酒浇愁的初衷，是人有意。更妙的是人初醒时看见的只有月光的“凄冷”，这里“月色恼人眠不得”竞成了“月挂凄冷眠不成”了。诗中说“江空”、“人静”，因此“钓丝”当指竹，“葛巾影”当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江空”两句不用“月”字，但竹形袅袅，人影翩翩，分明是一片空明的月光，状物至此，可谓神笔。对月只见“葛巾影”，不但再写孤独，而且以“起舞弄清影”启下句中的“哦诗”。
最后四句诗终于由孤寂进入飘逸，在清寒中寄寓作者对自我解脱的追求。诗至此，人由醉中别友到江船初醒，再到哦诗不睡；月则由峨媚山巅到时窥船窗，再到清光满船，最后月光入骨、月人一体，把“舟中对月”这一题目发挥到淋漓痛快的地步。
结尾两句，“更漏不到”直承“我欲仙”，同时又用无更漏暗台唯有月满船的意思——这里明写更漏，暗写月光，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虚无的是更漏，实际存在的倒是月光。“沙禽背船”继续写“月满船”，因为只有月光明亮，离去的沙禽才清晰可见；不过，诗句又以沙禽背船而去照应诗人遗世欲仙：这两句字字不离“月”和“我”，却又能字字不涉“月”和“我”，象这样的诗句，其可谓炉火纯青，余音满万壑。本篇截中有纵，是善于收束的神品。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说它是李白、苏轼合作，大约首先是因为起句用东坡《送张嘉州》诗中“颇愿身为汉嘉守，裁酒时作凌云游”，第四句、第六句用太白《峨媚山月歌》：“峨媚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第八句又用太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此诗清隽奔放，飘逸欲仙，酷似太白；轻灵流丽，如行云流水，又颇类东坡。然而也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向一切入学习长处，同时又主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蹦敷、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你。”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超迈的笔力熔太白、坡公于一炉，自铸雄浑奔放、明朗流畅的风格，因而使这首诗既如李白、苏轼合作，又为陆游所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