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这首咏物诗写一只黄莺在深秋时节还未南飞避寒，劝其不要在此处留恋，应当尽快南归，表现出李煜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惧怕和对自己处境的担优。全诗托物言志，纯用“赋体”，不事雕琢，以简驭繁，以明白晓畅的诗句表现了生活的苦楚，让人产生无限的同情悲悯，教人神思黯然。
黄莺在春天啼叫，鸣声清亮婉转，悦耳动听，如自言，如对语，唤起人的遐想，送之巧名为“百舌”，视为春天的象征，是诗词文赋中常见的歌咏对象。李煜的大臣韩熙载就有奉令之作《御制游春长句》曰：“黄莺历历啼红树，紫燕关关语画梁。”但是，李煜这首诗，不取诗人习常之路，掉转而去咏叹秋天的黄莺，立意不同，情思不同。秋来气象肃杀，草木凋零，黄莺已过歌唱的生命而面临着严冬的枯索，结合李煜的处境，病体衰微的状况，都会使人想到，这首诗名为咏莺，实为自咏。
此诗一开篇便点出歌咏的对象黄莺，却称其为“残莺”，用词深刻。这是一只由春历夏而入秋的黄莺，歌唱过春天的繁花，栖身过夏日的浓阴，如今秋已至，冬将临，竟然还在林间独自飞。所谓“残”，是说这只黄莺年齡已老，体力已衰，是说这只黄莺躲过天灾人祸的劫难而存留到今天，还是说这只黄莺的伙伴都已不在而只剩下独自的生活。诗人不言，读者自可体会。看这黄莺在林间孤独地穿飞，诗人心中涌起无限的怜惜：“残莺何事不知秋，横过幽林尚独游。”写林而用“幽”，强调林间的昏暗幽深，吉凶不明，黄莺的前途难说。“独游”二字更见出幽暗中独自穿飞的孤苦。于是叹其“不知秋”：不知秋天已至，冬天在即，前面的命运会更加严酷，依然在这林间飞来飞去，究竟还在寻觅着什么。写鸟写林都折射出诗人的生活。
次联以“倾耳听”“入烟流”写诗人对这只黄莺的关注，承接上联的怜惜与感叹。莺既“残”，经历多，自然是“老舌”。而“老舌百般”叫不休，到底在说些什么：感伤时光的流逝，哀叹生的不永，诉说经历的悲欢，讲述独游的寂寞。诗人多么想明白黄莺的啼叫，于是倾耳凝听，追随着它的声音，然而黄莺却渐渐飞向远方，注视之中，“深黄一点入烟流”，消失在天边的薄云雾薯里，留下佇立的诗人，身影单薄。这时，询问带出的感慨便喷涌而出，诗由前二联的叙说而转入后两联的议论抒情。
第三联连用两个典故，借对莺啼的猜想解释来抒写自己的怀抱。“栖迟背世”说人与莺的生存状态，同样地孤独，同样地艰难莺是失群无伴而“独游”，人是国亡家破而素居，因此而同有“悲鲁”的哀痛，其痛之深，就像孔子当年对鲁国的悲哀。“在缑”用王子晋的故事，不仅贴切，也意味深长。王子晋善吹笙，与莺啼相关；王子晋是西周大子，身份则与诗人相关。而王子晋放弃王位，修道成仙，当其化身白鹤，显身缑氏山头而与家人作别之时，则仍有未曾放下的情感。诗人用“碎”来形容那“浏亮如笙”的音声，强调这音声乃是诀别之音，多少凄凉感伤在其中，听来心碎。而这心碎之声，既是故事中王子晋的乐声，又是此刻那黄莺的啼声，更是诗人自己的心声。
末联二句，借莺而劝导自己，这样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过去已经令人心悲神丧，而将来会更加凄凉：“露华凄冷蓼花愁。”不说将来如何，只说这眼前，露珠虽美，却是凝霜之前的最后一现，蓼花正开，却是冬日将至的最后的美丽。一切的美好，或者已经逝去，或者将要逝去，经历劫难的黄莺已入“烟流”，自己对这人世已没有什么眷恋。但是这种生命的绝望并没有直接说出，只用“露华蓼花”的秋景作描绘，点出“凄冷”与“愁”，让读者去细细体会。
这首诗就标题而言，是一首咏物诗，但却打破了传统的咏物诗不可直道其物的写法。李煜不仅在诗中明白地点出“莺”字，而且，还用“残”“老”“独”来形容黄莺，刻意描绘秋莺的凄凉状态，全不理睬传统咏物诗的忌讳。他的这首诗，可以说开咏物诗的又一路数，将黄莺作为自己的化身，通过感慨黄莺在秋天的最后穿飞来抒写自己的命运哀伤。这种抒情方式仍然是委婉的，含蓄的，但不是借物抒情，而是构成了象征，带着一种寓言的意味，有如《诗经》中的《豳风·鸱鸮》。
这首词是吕渭老南渡平安抵达后，写给友人的。
词作上片写抵达江南，并报平安。“飞雪过江来，船在赤栏桥侧”，开首二句写实，点明渡江时的季节、气候和到达地点。雪花飞扬之时，当正值寒冬季节，而此时冒雪渡江，可见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这反映了靖康之乱后的动荡局面。“赤栏桥”，有红色栏干的桥。这里可能指具体地名。据姜夔《淡黄柳》词序云：“客居合肥南城赤栏桥之西。”即在安徽合肥，可参考。三、四句“惹报布帆无恙，著两行亲札”，为倒装。即到达后立刻写封简短信札，向友人报告平安，以免他们挂念。“布帆”，布制的船帆。“布帆无恙”，旅途平安，没出事故。《晋书·顾恺之传》载：“（殷）仲堪在荆州，恺之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风大败。恺之与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李白《秋下荆门》诗有“霜落型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句。“无恙”，无忧无疾，这里指旅途平安。“惹报”，有的选本和分析文章作“为报”。“为报”易释。但不知据何版本，故仍据《全宋词》作“惹报”。“惹”，同“偌”，如此，这样。即紧承第二句句意：这样已平安抵达江南，就赶紧写信报平安。“两行”，表示信极短，不及谈及别事。词作上片语虽平实简洁，感情却深沉真诚。
词作下片抒发悲伤懊悔的心情。首句“从今日日在南楼”中“从今”二字，带有绝决、失意的意味，与上片首句遥相呼应。渡江南来，颠沛流离，中原沦于敌手，何日能再回去？“日日在南楼”，用“日日”加以强调，从今以后，天天都要栖息在南方。“南楼”，本系庾亮故事，泛指好友欢聚之处，这里是指词人在南方的住处。“发自此时白”，“发白”，有自然生理的原因，而这里上承“从今”，下又用“自此时”加以强调，内涵就较为复杂了。结末二句，就是对“发白”原因的说明。“一咏一觞谁共”，“一咏一觞”，指赋诗饮酒。晋·王羲之《兰亭集序》：“一觞一咏，永足以畅叙友情。”“谁”，这里指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句是说自己来到江南，与友人天各一方，而目前战乱频仍，障碍重重，何日能重相聚赋诗饮酒，互诉衷肠呢？此为“发白”的原因之一。“负平生书册”，“书册”上加“平生”二字，是说辜负自己读了一辈子书，却无法实现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古时文人读书，多抱有“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理想，而处于北宋沦亡，南宋偏安，主和派掌权，金人虎视眈眈之际，理想终成泡影。这是“发白”的原因之二，实际是主要原因。词作下片语气沉重，悲懑与懊悔之情交织。
全词虽简短，内涵却极丰富，感情强烈深切。
这篇赋先总述雕“以雄才为己任”，展示了骠悍骁勇的雄姿；接着笔锋一转，插叙捕雕的情景和驯雕的过程；然后叙雕“奋威逐北”之令人称羡、使异类震惊之杰出本领及其敢于“触邪”的刚正气质；结尾写雕“不见用”而飘然远逝，在自伤怀才被弃的坎坷命运中，对“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的昏庸官僚进行了嘲讽。全赋借雕自况，吐露怀抱，章法谨严。
全篇可分为八层。
第一层以写实之笔略述雕之俊异，喻士之负有雄才。“当九秋之凄清，见一鹗之直上。以雄才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梢梢劲翮，肃肃逸响；杳不可追，俊无留赏。”开篇寥寥数语，便勾画出一幅勇悍绝伦的雕像图。
第二层借言取雕于“愁呼”，“蹭蹬”之时，暗喻取士当于困顿窘迫之际。
第三层言雕先调习而后可试，喻得士当先养而后可用。
第四层以雕可逐灭孽狐、狡兔，喻负有奇才之士方能剪除国之巨奸。
第五层言雕不击凡鸟，喻土不与庸才之人争能。
第六层借雕以强健之力勇于触邪，喻士以凛然正气敢于斥奸。“夫其降精于金，立骨如铁；目通于脑，筋入于节。架轩楹之上，纯漆光芒；掣梁栋之间，寒风凛冽。”赋中短短片言，又再展雕之威凛神韵，令人叹止。
第七层言有雕之飞翔，而枭怪之鸟藏匿，喻正人之士得用而小人之奸必去。
第八层借离不得识终将茫然而去，喻士不得用必悲伤潜身。
全赋一波三折，深沉雄浑，悲壮激昂，写雕言己，喻志抒情，铺写详尽而章法井然，描绘生动而形神毕现，从观雕、得雕、试雕、任雕及弃雕之中，尽言取士之法，育人之道，任才之效，笔力苍劲，精神悲壮，在结构、排布上，留有明显的雕琢痕迹，在语言上避免模仿汉赋那种呆板句式，而以散文的笔法御领全篇，句式或四四相俳，或六六成偶，灵活舒展，在骈丽之中，又寓古文之气，虽有雕琢之笔，却又绝不失风骨之力，毫无靡繁之气，读来使人为之振奋。
此外，此赋全篇俱属比喻。正是这种比喻，形成此赋的结构独特性，即不像作者的三大礼赋那样，模仿汉赋，铺陈名物，而是着墨于雕，立意于志，以意御文，层层相扣，段段紧关，结构严谨简练，一气呵成。
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