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首诗歌颂了山民们劳动的快乐和山乡民风的淳朴，语言和情调都酷似山歌。第一首诗可称作歌头，以呼唤努力劳动、实现美好愿望起兴。第二首诗写山民们杀鸡设宴，盛情邀集。第三首诗写山民们乘着酒兴自由快乐地劳动。第四首诗写山民们自发地互相合作。第五首诗可称作歌尾，表明诗人作诗是有感于这种劳动，是为山民们助兴的。整组诗语言朴素浅近，清新流畅。
五首诗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描绘了齐力垦畬的情景，表达了山民纯朴的愿望。山民们登上高山，伐树斩草，烧灰种地，互相劝勉，齐力向前，烟云火影笼罩山头，悠扬田歌回荡山间，组合成一幅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劳动图景，充满自信的语调中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
第二首叙写了一家畬田而四邻相助的淳美风习。
第三首抒发了劳动的欢乐和对自食其力生活的自得之情，表现的是诗人对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推崇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第四首抒写了在团结互助、勤奋劳作中产生的自豪感。其中，前二句，以轻快的笔调描述了畬田中协力互耕、依次而进的特点，表现了山民的勤奋和愉快心情，朴素的诗句，道出一个深刻的哲理：团结互助，共同劳动，不仅能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
第五首描述了畬田时乐歌相和的欢乐景象，总结全篇。其中，第一句真切地刻画了劳动场景的欢快热烈。
整组诗仿效当地民歌格调写成的，极富民歌情味。朴素浅近的语言，悠扬欢畅的节律以及对风土习俗的生动描绘，交织成一幅诗意盎然的风情画，呈现出浓郁的民俗美。同时，诗人不是站在观赏者的角度作客观描述，而是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化为畬田劳动者的心声，用他们的口吻唱出，使整组诗更显得活泼自然，真切感人。
小孤山位于安徽省宿松县城东南65公里的长江之中，山体奇特秀美，东看一支笔，西望太师椅,南观如撞钟，北观啸天龙，是万里长江的绝胜，江上第一奇景，还有小姑与彭郎相爱，难成眷属，投江殉情，死后化作“小姑山”，而彭郎悲于小姑之死，遂化成“彭郎矶”，与小姑山隔江相对的凄美传说，如果按秦观一贯的风格，写小孤山似乎应该从这个传说入手，写一段清新隽永的爱情之歌，但是这首词，气象恢宏雄伟，与秦观的清新婉丽，柔和淡雅的文风十分不符，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比，简直不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第一句，先写长江的水势，“滚滚”、“激浪”来形容水流湍急，第二句奇峰突现，一座高峻的山峰，挡住了汹涌的江水。第三句，将此山傲立此处的原因，想像为天公设立，使此山有了中流抵柱的神韵，既表明小孤山这座挺立急流中的山峰是造化的杰作，不可多得，又进一步衬托了小孤山所处环境的凶险，可谓神来之笔。后世谢枋得诗“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澜”，就是脱胎于此句。
下阕以两岸群山为衬托，用拟人的手法，说群山虽然高（掩映云千叠），虽然美（萦回紫翠），但在汹涌的江水面前都退缩了（都让洪涛恣汹涌），只有小孤山屹立在中流，日复一日，感动着过往行人。
这首词壮思逸飞，境界开阔，是秦观词中少有的豪放之作。
上片即景生情。写嘉佑元年春苏轼赴京（今河南开封市）应试，路宿洛阳城的景物与由此引发的情感。“洛城春晚”，点明写词的地点“洛城”、时间晚春，颇有“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烁梅花草棘间”（《梅花二首》）的暮春寒意。“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写眼前景物。 “乱掩”二字绘形绘色，“如篆”二字恰切传神。仿佛苏轼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不完美的阴影，似有“人散曲终红楼静，半墙残月摇花影”（清代洪异《长生殿》）的孤独味。“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触景生情，即由眼前的“红楼”引出了与远在千里关山外的贤妻别离前之幽情。当年夫妻二人可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刻骨铭心。上片五句27字，即景生情，体现了苏轼登高远眺、遥思爱妻的心态。
下片写苏轼思绪绵绵，神态痴呆，由情入景，情景交融。“自惜”二字统帅下片，一气贯通。“自惜风流云雨散。”写苏轼特别珍惜昔日的风韵美好动人的幽情：“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她挑灯伴读，“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辄能记之”并提醒；苏轼“问其他书”，她“皆略知之”。“关山有限情无限。”写苏轼与王弗的贞情。“待君重见寻芳伴。”写苏轼的幻情。 “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写苏轼的相思深情所照应的景。天各一方，心愿难圆，情丝绵绵。下片五句30字，由情融景，将苏轼与妻子那恩恩爱爱，一往情深，注入字里行间，令人回味。
全词由景到情再到景，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结构的回环美。苏轼与妻子的情爱可谓牵肠挂肚，催人泪下。在封建社会里，这种爱情殊属难能可贵。它反映了苏轼的一种美好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苏轼的《一斛珠·洛城春晚》就提出了一个突破传统观念新的道德标准：他与妻子的爱是以“相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所以才“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