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篇由描写词人的自我形象开头。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描摹西湖的美景，可是“一春”“长费”“日日”“醉”等词语却传达了作者对西湖的无比留恋：“玉骢”两句写马，然而马的“惯识”是由于人的常来，马的“骄嘶”是由于人的惬意，所以三、四句是借马写人，再因人写湖，最后达到了人与境、情与景的高度融合。总之，开头四句是用作者浓烈的情绪感染读者，使人对西湖产生“未睹心先醉”式的向往，因此下文描写的游湖盛况，也就预先被蒙上了一层美的面纱。再说，词人、玉骢、酒楼都是西湖游乐图的组成部分，因之这四句所表现的词人情致有以小见大的作用，并使词篇“起处自然馨逸”（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
“红杏”以下四句是游乐图的主体。这里仅仅二十余字，可是所含的信息量是极丰富的：有繁盛的红杏，浓密的绿柳，如云的丽人；有抑扬的箫鼓，晃荡的秋千，漂亮的簪花；有氤氲的香气，和暖的春风。——作者抓住了西湖游春的热点，浓墨渲染，为读者提供了再造想象的最佳契机，词人旺盛的游兴，也借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画船”两句为暮归图，是游乐的尾声。在这里，作者把“春”写成有形有质、可取可载的物事，不仅使词句贴切生动，也写出了西湖春天的特色：春在游舟中。“馀情付湖水湖烟”，在热闹浓烈之后补充幽悄淡远，在载春归去的满足之后补充馀情，表现的是西湖的另一面目和作者游兴中高雅的一面。人去湖空，论理词篇也该收尾了。不料作者别出心裁，反以来日之事相期，收得别致而又耐人寻味，也更加突出了当日之尽兴欢乐。“重扶残醉”是说前一日醉得很深，隔日余醉尚不解。不过到底是酒醉呢，还是景醉呢，还是情醉呢，还是三者兼而有之，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一句的原文作“明日再携残酒”，是一个尚未解褐的太学生清寒潇洒、忘情山水的性格的反映，未必不工，只是没有高宗那种皇帝派头就是了。
这首词受前人喜爱，还有一个原因是词风香艳绮丽，情致浓而近雅。在我国文学史上，词，很长一个阶段是作为歌馆酒筵间的佐料而存在的。因此旧日的词人们，对于香丽流美型的词风就有着特殊的偏爱。
这首词的结构也颇别致，归纳言之，大约有三个特点：一、完整。从概说醉心西湖叙起，次写玉骢近湖，继写全天游况，再写画船归去，终以来日预期，可谓严密得滴水不漏。二、分片。根据填词的通常规矩，前后两片总应有个分工。《古今词论》引毛稚黄的话说：“前半泛写，后半专叙，盖宋词人多此法。”但是这首词上下两片的意思是成一个整体的，过片的地方不仅没有大的转折，反而同前半阕的后两句结合得更紧。三、照应。比如：“日日醉湖边”之与“明日重扶残醉”，“玉骢”之与“画船”，“西湖路”之与“陌上”，“花压鬓云偏”之与“花钿”等等。这种结构形式的选用，使得词中所描绘的西湖游乐图更加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
第一首的主旨是伤春。词中，先写春向人们告辞，柳、兰喻春含泪挥手而别，后写一个女子惜春情态，一边惋惜春天的归去，一边又觉得春天对她也有无限依恋之情，作者以拟人手法，把人的表情动作赋予春，有依依难舍之情，郁郁感伤之意，抒发了惜春、伤春的感情。构思新颖，描写细腻，手法多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的“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在临别之际一声“去也”。抵得上很多言语，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后来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愿去去千里烟波”，连用两个“去”字，也是为了突出他心头不忍去、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复杂感情。这是从春的一方即客观的一方言之。再从爱春、惜春的一方即主观的一方言之，则“去也”两字更为关情。《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句云：“听得道声“去也”。松了金钡；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如果借来作为“去也”两字的注解，就不难想象那种爱春、惜春而又尤计留春的惆怅之情。“多谢洛城人”则又转换角度，以春天的口吻，向惜春之人遥遥致意。作者在短短七字之间展现了两种不同视角的转换，挥洒自如，更显示出其杰出的想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泡露似沾巾”两句，紧承前句“多谢洛城人”而来，不写人之惜春，而先写春依恋人，描绘出一幅气韵横生的送春画图，且看那纤弱的柳条随风依依轻摇，就好像挥手作别轻扬起的衣袖；而葡花沾满露珠，更有如一位不胜嫣羞的美人，在离别之际泪湿纸巾。
“独坐亦含颦。”如果说，前面四句都是从春的惜别一边着笔的话，那末这最后一句写到了惜春之人，即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句中的“独”字可以领悟到，这位抒倩上人公的心情非常寂寞惆怅。旖旎的春光曾给她以欢乐与安慰，或者说，曾激励她满怀憧憬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曾几何时，春闹花谢。欢乐成为过去，安慰被失望所代替，理想也终于落空。愁绪煎熬使她坐卧不安：从句中的“亦”字可以表现出除“独坐”以外的独眠、独酌、独吟都已一一行之而终于无法排遣愁绪。在百无聊赖之中，惟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颦眉蹙额，为愁绪所包围，由此总见得愁绪缠绵深长而避之无由了。
第二首的主旨是惜春，其抒情线索十分显明，抒情的中心非常突出。前两句在词意上是一层转折，次句的“艳阳年”与第三句的“桃花流水”在字面上也构成一个转折，两个七言对偶句与结句在虚实关系上又形成一个转折，通过这层层转折，层转层深地传出了充溢在词人心头的“惜春”意绪。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首句重复第一首的发端，既加深了咏叹的意味，强化了作者伤春、惜春的情感，在结构上也起了与第一首互相呼应的勾连作用，感慨春天的“大势”已去。次句中的“艳阳年”，即“艳阳天”，指阳光灿烂、风光旖旎的春天，“余春”尚在，大家赶紧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好地赏玩一下暮春的风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描写了词人为自己“惜春”的行为所做的打算，桃花凋落，飘洒在溪流水上，这正是暮春常见的景象，倘若桃花落瓣已被流水飘尽，那春天的身影就是确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词人愿意在溪水边的草茵上席地而坐，面对着落花流水，斟上一杯春竹叶酒，慢慢地喝，悄悄地看，静静地想。
“惟待见青天。”强烈表达出希望自己拟想中的“惜春”行为能够实现的心声。纵然风景无限好，倘使碰上个淫雨连绵、路滑泥烂的天气，这一番打算就全都落空了。所以诗人末句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给人间送来个无云无风的大好晴天。
这两首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从人到春，又从春到人的三次主角转换。作者不写人惜春，反写春惜人，将人情物态揉为一体。构思新颖，手法多变；语言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奇巧。全词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诗题是“梦后”，诗的重点也是抒发梦后感怀，但诗先从未入梦时写，交代自己的情况，作为梦的背景。首联实写，随手而出，说自己离开朝廷已经很久，安居在故乡。这联很质朴，实话实说，但对后面写梦起了重要作用。唯有“不趁常参久”，与友人离别多日，所以思之切，形诸梦寐；唯有“安眠向旧溪”，满足于现状，才会有下文感叹人生如梦，唯适为安，希望欧阳修富贵不忘贫贱之交的想法。接下去，“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两句，转入“梦后”情景。
这首诗之所以见称于人，主要就在这三四两句，特别是第四句，写景如画，并含不尽之意。一些文学史就以它作为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的范例。
梅尧臣提出这一名论时，他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认为“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见于言外？”梅尧巨这时“安眠向旧溪”，并没有“道路辛苦、羁旅愁思”；然而，他在梦中走过“千里”（在梦中走到京中，见到欧阳修），“五更”时醒来，看到的是屋梁“残月”，听到是满城鸡啼。这种眼前光景与梦境联系起来，就有了说不尽之意。
杜甫《梦李白》中写到梦后时说：“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那是把要说的“意”说了出来（也还含有未尽之意）。这里“残月”二字实际上概括了杜甫那十个字。这里的“一城鸡”与茅店的鸡声不一样，因为那是催人上道，而这里却还在“安眠”之中。但“残月”虽在，而不见故人“颜色”，耳边唯有“一城鸡”声，离情别绪涌上心头。不特如此，“鸡唱”还是催人上朝的信号。《周礼·春官·鸡人》即利用鸡的“夜呼旦，以叫百官，王维诗也说：“绛帻鸡人报晓筹”。梅尧臣“不趁常参久”，在梦回闻鸡时，又会想到“汉殿传声”（《春渚纪闻》语）。所以，这一句不仅写出在“安眠向旧溪”时的梦醒情景，而且寄托着去国（离开京城）、思友之深“意”。
第五句的“往”，指梦中的魂“往”到京城与欧相见，是承“千里梦”而来的。“言犹在”是梦后记忆。杜甫的梦李白，写梦李白来；此诗则写诗人“往”；杜甫对梦中情景描写较多；而此则仅以“言犹在”三字概括过。这是因为两诗所要表现的重点不同，详略自异。梦中“言犹在耳”，顷刻间却只剩下“残月”、鸡声，这使诗人想到“人生如梦”，因之而觉得得失“可齐”之“理”。这就是第六句“浮生理可齐”的含意。关于“人生如梦”，有人斥为消极，但这只是一方面；从身在官场者说，看轻富贵功名之得失，才能保持廉节、操守，因而还是未可厚非的。
最后两句，由梦中与欧阳修相会，想到了现实中的交往。诗用竹林七贤中山涛、王戎来比欧阳修，因为欧阳修当时已擢官翰林学士，因此梅尧臣希望他虽然已处高位，但不要忘记当年朋友之间的交往。诗以听竹禽啼鸣为往日萧散自在、相互脱略形骸的生活的代表，以问句出之，正是深切希望欧阳修莫改初衷，与诗人保持友情，珍惜过去。方回认为末联是说欧阳修已登显贵，要忙于朝政，已经无法享受高眠之适，也是一种合理的解释。
山涛保荐嵇康，而嵇康却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梅尧臣却希望欧阳修保荐自己，有人认为这样太庸俗了，是贬低了梅尧臣。其实，当时的时代、事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梅尧臣原本不是山林隐士，而宋朝制度，官吏考绩又要看保荐者多少。而且，梅尧臣在诗中先说“不趁常参久”，再说到“梦后”的满城鸡声；又说到他对官场得失并不十分介意，然后再微示求助之意，正是老老实实说话。既不是遗世脱俗，也不是汲汲富贵，这样反而表现出梅尧臣的品格。另外，写此诗的那一年八月，梅尧臣返回京城；第二年（1056年，即嘉祐元年）便由欧阳修与赵概的联名奏荐，而得官国子监直讲。
论人必须顾及“全人”，讲诗也必须顾及全诗。如果寻章摘句，再加抑扬，反而会失去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