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本首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画、音乐完美结合的五律。首联和颈联写景，描绘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颔联和尾联写人，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隐士的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映成趣，形成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写诗人的闲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时在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就是日日潺湲，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是很见匠心的。“墟里上孤烟”，显系从陶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修辞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忘怀得失、诗酒自娱的隐者，“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则，生正是陶潜的自我写照；而王维自称五柳，就是以陶潜自况的。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