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物抒情,委婉细腻。燕子秋去春来,喜寻旧巢,使人有春燕怀恋旧主人之想。
故进而猜想,在三月的轻风细雨中,带着花香归来,立在海棠枝上,似乎要向旧主人诉说半年来的离愁别恨。作者以移情法写燕,神情入妙,颇见新巧。
这首诗一二句写出了北陂杏花的娇媚之美,后两句表现了杏花高洁的品性之美,作者寄情于物,体现出王安石刚强耿介的个性和孤芳自赏的人生追求。
这首绝句写于王安石贬居江宁之后,是他晚年心境的写照。王安石晚年时期,他的绝句尤好。曾有人言,唐代以后无诗,此论太极端了点。王安石晚年的绝句有不少是直追唐人的,在议论入诗上,他的议论与描叙结合得很紧,而且议论不浅白直切,而是含蕴有味。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这两句写景状物,描绘杏花临水照影之娇媚。首句点明杏花所处地理位置。“陂”,此处是指池塘。一池碧绿的春水环绕着杏树,预示着勃发的生机。“绕”字用得精巧,既写陂水曲折蜿蜒之流势,又写水花之相依相亲。王安石爱用“绕”字摹写山形水势,如他《江上》一诗中说:“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书湖阴先生壁》(其一)中写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又在《钟山即事》中说“涧水无声绕竹流”,有清婉、柔媚、幽静之感。
“花影妖娆各占春”从花与影两个方面写杏花的绰约风姿。满树繁花竞相开放,满池花影摇曳迷离。“妖娆”二字本用于写人,这里移用于杏花,展现了杏花争奇斗妍的照人光彩。一个“各”字,表明在诗人眼中,花与影一样地美艳、多情,一样令人流连忘返、沉迷自失。宋人许顗《彦周诗话》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涨春渌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舠’,皆观其影。”王安石写花善于从本体和投影两方面着手,如此刻画,虚实相生:一方面使景物更具立体的美,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诗人的审美趣味,即对虚静恬淡之美的情有独钟。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这两句议论抒情,褒扬北陂杏花品性之美。
这两句对偶精工,如陈衍《宋诗精华录》说:“荆公绝句,多对语甚工者,似是作律诗未就化成截句(绝句)。”这两句托物言志,耐人玩味。“春风吹作雪”,这一笔淋漓地描绘出风吹杏树,落英缤纷,似漫天飞雪,而随波逐流的凄美景象,比喻生动,浮想联翩。即便是春风轻拂,娇媚的花儿也不堪吹折,它凋谢了,零落了,这本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但诗人却偏说它胜过南陌杏花,矜持与自足之意溢于言表。这一对比启人深思:“南陌”在此诗中与“北陂”相对立,这两个背景意象包含着一种空间的隐喻。若说清幽静谧的“北陂”是远离浮世喧嚣的隐逸之所,则“南陌”正是熙来攘往、物欲横陈的名利之场。
“南陌”繁华,“北陂”僻静;“南陌”热闹,“北陂”空寂;北陂杏花即使零落了,尚可在一泓清波中保持素洁;而南陌的杏花要么历尽亵玩、任人攀折;要么凋零路面、任人践踏,碾成尘土,满身污秽。若说这南陌杏花是邀功请赏、党同伐异的得势权臣的影射,则北陂杏花是诗人刚强耿介、孤芳自赏的自我人格的象征。王安石从1070年(熙宁三年)到1076年(熙宁九年),两次拜相,又两次罢相,最后退居江宁,寄情于半山。罢相之后,他虽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仍然坚持自己原有的改革信念与立场,积极倡言“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一“纵”,一“绝”,呼应紧密,激浊扬清,掷地有声地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与人生操守。
绝句由于篇幅短小,很忌一气直下,没有波折。这首诗句句写临水杏花,第二句承第一句;第三、四句承第二句,却宕开一层,以“纵被”领句,用“绝胜”作呼应,便使全诗跌宕有致,富于曲折变化。这样布局,有直写,有侧写,有描绘,有议论,诗人自己爱好高洁的品格也就贯注其中了。
于濆是晚唐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写过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诗的开头,富于民歌比兴色彩。诗以“池鱼”比“桑女”、“海水”比“华堂”,表明贫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贴切。民歌往往重复咏唱。诗中“吾闻”、“不识”,重叠两次,音节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五、六句中“苦机桑”扣“桑下女”,“鸣杵砧”扣“华堂阴”,形成了鲜明对照,揭示了富贵人家与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机桑”,织布工具。“杵砧”,捣衣工具。“苦机桑”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种“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的辛劳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劳动成果,却全给富贵人家剥夺了去。“鸣杵砧”的“鸣”字,既形象地表现捣衣之声,又暗示富贵人家不养蚕,不织布,反而遍身罗绮,有做不完的衣服。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晚唐时期,朝政日非,国势日微,赋敛日重,劳动人民终岁劳苦,不得温饱,而豪门贵族“缯帛如山积”(白居易《重赋》),“衔杯吐不歇”(郑遨《伤农》)。“苦机桑”与“鸣杵砧”对照,正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通过形象进行议论。作者以“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慨叹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她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神态。“只教”,一个转折,点出劳动妇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精致的工艺品,一生只见识过粗贱的饰物,显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着,以“越娃”(西施)“韩娥”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承接“双明眸”,并在“越娃”“韩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两句,从字面看,并无难解之处。“遂”字很重要,它将两个否定词“不”与“无”紧密联结起来,贯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颗纯洁而质朴的心,而这颗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结尾两句,与“华堂”、“富家”照应,并与桑下女恰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是全诗精神的结穴处。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受宠幸,尚豪奢。“满髻钗黄金”,“钗”作动词用,是说赵飞燕发髻上插满了黄金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从的来源是美人“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遨《富贵曲》),正是从千万个“桑下女”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这就提醒人们:统治者骄奢淫佚的生活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说明当代,所以假托“赵飞燕”。这与白居易《缭绫》中“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纪昀认为,古人为诗,不废议论,只是“不着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这样。此诗意在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个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和形象语言来表达的,是富于情韵的。
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