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的“揽草结同心”是指用草编成同心结。将香草结成同心的样式,准备送给理想中的恋人,表现出怀春的感情。“将以遗知音”是指赠送给我相知相爱的情人。这首诗的最大特点是用两典故:“同心结”和“子规鸟”来表示心中的情爱。同心结”典出《玉台新咏》梁武帝萧衍《有所思》:“腰中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古人用来表示男女相爱的象征。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