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公子·岸柳垂金线》轻借流丽潇洒之笔，用岸柳明媚莺声如簧的环境作衬托，委婉曲折地描写一位别后妇女的春思。“岸柳垂金线，雨晴莺百啭。”起拍二句，为对春日景物的描绘：“岸柳”已被春风吹绿，垂下缕缕长有嫩叶的枝条，而雨后新晴，黄莺百啭，一片春光融融。
“家住绿杨边，往来多少年。”写家居环境及宅前路上来往多青年人的情景。美景当前，故少年人来游者众，这一切都暗示这是一个易于挑起春情的季节，也是一个令人忆起少年情事的地方。潜气内蕴，深藏不露。
“马嘶芳草远，高搂帘半掩。”过片二句，写由所见来往多青年人而引发的对心上的人的思念：女主人公闻马嘶以为心上人即将来到，因而于楼上卷帘望远，但并未见到心上人，唯见郊原芳草连绵直伸向天边。这里只说“帘半卷”，不像后来宋词“倚危楼，望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之类直说，“点到即止”，正是唐五代词的含蓄处。
“敛袖翠蛾攒，相逢尔许难。”结拍二句，言因不见心上人的身影，女主人公眉峰紧锁、愁思满腹，并慨叹和心上人见面是如此之难。这里以蹙眉表愁态，于是不由内心发出惆怅无奈问己又问人的“相逢而不离开却是如此的艰难”的嗟叹。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此词和《浪淘沙》（疏雨洗天清），盖出于同时。从两词所抒发的感慨、所描绘的景象和所创造的意境来看，都极为相似。
“雨过水明霞，潮回岸带沙。叶声寒，飞透窗纱”。一场大雨洗过天空，夕阳斜照彩霞映得水面格外明亮；大潮汹涌，在漫过海滩后又渐渐退去。江岸边留下了些许沙痕。声声落叶，飞快地透过窗纱，使词人感到秋意袭身，时令已由夏入秋了。这是一幅凄凉的黄昏秋江图。恰值兵败被掳之后，作者面对着此情此景，哪能不倍加伤感呢？
“堪恨西风吹世换，更吹我，落天涯”。“西风”既作为一种自然物的实写，又象征着蒙古统治者侵略势力。时代变革、朝廷更换，邓剡抱定不再仕元的决心，天下之大，哪有立足之地？词人把自己比做被西风吹落天涯的枯叶，也很恰切。北朝的乐府民歌《紫骝马歌辞》云：“高高山上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它用风吹落叶比喻流落飘荡的情状，反映人民在战乱中逃亡景象。形象鲜明，深沉悲愤。“天涯”意谓极言其远，以托出词人欲归不能的哀怨。
词人在上片极言自己如落叶飘零，无根无绪，意在引出下片中作者表达的寂寞心情。
“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入谁家？”建康（今南京），是烟柳繁华地，也是南宋王朝赖以阻挡蒙古南侵的一道屏藩。萧条得使词人生寂寞、衰歇之感。此词带有几分嘲讽意味，不只是一味悲慨而已。借燕子飞入新巢，喻指许多南宋遗民变节奉敌。作者大悲慨之中，怀有深深的嘲讽。更表明他不仕新朝，坚守节操的心声。
词人又通过对空阔的水、天之间渐次观察，终于发现：“惟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淡淡几笔，就勾勒出另一幅凄清的寒汀芦雁图。词人置群雁于虽凄清而洁白的明月、芦花中，寄寓了他对乱离中的人民怀着无限同情。虽然是群雁，然而无首。没有凄居之处，真是可怜之极。
邓氏此词以感情沉郁和风格清奇取胜。上片“寓情于景”。下片“以喻见意”，通过寒叶、西风、乌衣苍、明月、芦花等，表达了他作为作者的主体感受。全词如一幅清丽而寓意深刻的画卷，让欣赏者感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