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
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
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