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上片写纳兰对友人的生活情趣和风度的赞美。

　　“林下闺房世罕俦”，这两句谓友人夫妻二人一同隐居山林，知足保和，风流自适。后一句“今来忍见，鹤孤华表，人远罗浮”则大量用典，先是有“忍见”，再有“鹤孤华表”，取鹤生性孤高的特点，词今意为远隔世事，居住在这装饰华美清丽的房子里，用“罗浮”，意指往日荣华。所以，纳兰如今亲眼目睹友人隐居仙境，风景撩人，看见友人住在这华美的房子里，远离尘世的浮躁虚名，安宁闲适，着实是艳羡不已。友人的生活情趣和风度，叫纳兰敬佩又羡慕，赞美之词发自肺腑，仿佛远罗浮的田园风光，他也能沾点光来。

　　下片表达纳兰对友人隐居生活的向往。

　　“今年定不禁哀乐，其奈忆曾游”，到今年的时候，纳兰肯定会因为自己曾经来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而禁不住悲伤起来。同时，纳兰又会感到十分幸福和快乐，因为在这里有过美好的回忆。“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浣花”“微雨”“采菱”“斜日”，都是生动的自然景致，一派田园安详的美好乐土之态。最后，词人发出感叹：“欲去还留。”这耕种之福，直叫人嫉妒不已，怎么也看不够。

　　全文多处用典，却明白如话。既有赞美友人的豁达之心，又能坦言自身对隐居无限向往，可谓一词双关。字里行间，纳兰表露了对退隐凡尘。隐居林下生活的向往，也无意倾吐了对理想生活的渴望。

　　洛阳，是有名的古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曾建都于此。隋炀帝时，在旧城以西十八里营建新城，武则天时又加扩展，成为唐代的东都，而旧城由此芜废。许浑这首诗是凭吊故城感怀。

　　诗的开头以“禾黍离离半野蒿”，直落登城所见，满目荒凉残破，昔日华丽雄伟的宫殿已荡然无存。诗人正是通过眼前景物的描写，托出“故”字，把昔日之兴盛与今日之凄凉作尖锐地艺术对比，从而引出“昔人城此岂知劳”的无限感慨。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奢华享乐，役使千千万万的劳力建起了洛阳宫殿和城池，而今却已倾圮残毁。在这里，诗以“岂止”构成反诘，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批判和无情嘲讽。

　　颔联承上作深入描写以“市朝变”与“水声东去”、“宫殿高”与“山势北来”做鲜明对比，并照应首联，揭示权贵之不能长存，表达诗人登城凭吊之情。

　　颈联更写出了故城的荒凉冷落。“鸦噪”说明这里凄清，人迹罕至；“雁迷”，说明这里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一幅鸦噪图，一幅雁迷图，给全诗笼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写景逼真，细节处处传神，以不懂人事的鸦、雁，反映人事的变化，显得深刻有力。

　　尾联承上以反折作收，富贵之不得长存，人生之过于短暂，这使诗人痛苦、感慨，从而产生羡慕神仙的思想，但诗人却反说“可怜”，正说明诗人认为虚妄的神仙故事也不能解决现实的矛盾，不能解决思想上的苦恼，故用“可怜”的反言以见意，表达了他这种怀古伤今的感慨的深沉与无限的悲伤。

　　诗的首句“禾黍离离”，《<诗经>黍离》开首的“彼黍离离”化用而来的，暗含对过去王朝兴灭更替的追思。第二联表达对这座由劳苦百姓辛苦修建，却终遭废毁的城市的痛惜之情。“水声东去”既是写实景（故洛城紧靠着洛水北岸），又是双关寓意。诗人由脚下奔流向东的洛水，生发出光阴流逝，人世沧桑的感慨。尾联借用典故慨叹世人不能像太子普那样逍遥自在地超脱于尘世变迁之外。

　　全诗主要通过洛阳看到的荒凉残破的景象，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关怀和殷忧，对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达官贵人以及浪荡公子等醉生梦死之徒，充满了愤懑和鄙弃之情。吴汝纶曰：“末刺贵游不知时变，但解行乐也”窥破了诗人的用意。

　　由于许浑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王朝由鼎盛转向衰落的转折，且作为时代的一份子又无力挽救这历史的遗恨，他追抚山河陈迹，俯仰今古兴废，苍莽历落，感慨深沉，所以此诗盈溢着浓浓的失落感和幻灭感。此篇起得苍凉，接得开阔，对偶工整，句法圆活，在其怀古诗中亦称名作。可惜的是后半篇比较薄弱。颈联虽然刻画工细，但未能翻出新意，缺少转折波澜之势。结尾更落入俗套，调子也嫌低沉无力。全诗没有李白的豪放，也没有杜甫的深沉，却有一份浓浓的凝重以及万重无奈的思绪下想让历史的车轮逆转来找回昔日盛景的希冀。但许浑的幻灭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也是情有可原的。

　　于濆是晚唐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写过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诗的开头，富于民歌比兴色彩。诗以“池鱼”比“桑女”、“海水”比“华堂”，表明贫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贴切。民歌往往重复咏唱。诗中“吾闻”、“不识”，重叠两次，音节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五、六句中“苦机桑”扣“桑下女”，“鸣杵砧”扣“华堂阴”，形成了鲜明对照，揭示了富贵人家与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机桑”，织布工具。“杵砧”，捣衣工具。“苦机桑”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种“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的辛劳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劳动成果，却全给富贵人家剥夺了去。“鸣杵砧”的“鸣”字，既形象地表现捣衣之声，又暗示富贵人家不养蚕，不织布，反而遍身罗绮，有做不完的衣服。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晚唐时期，朝政日非，国势日微，赋敛日重，劳动人民终岁劳苦，不得温饱，而豪门贵族“缯帛如山积”（白居易《重赋》），“衔杯吐不歇”（郑遨《伤农》）。“苦机桑”与“鸣杵砧”对照，正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通过形象进行议论。作者以“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慨叹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她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神态。“只教”，一个转折，点出劳动妇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精致的工艺品，一生只见识过粗贱的饰物，显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着，以“越娃”（西施）“韩娥”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承接“双明眸”，并在“越娃”“韩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两句，从字面看，并无难解之处。“遂”字很重要，它将两个否定词“不”与“无”紧密联结起来，贯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颗纯洁而质朴的心，而这颗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结尾两句，与“华堂”、“富家”照应，并与桑下女恰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是全诗精神的结穴处。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受宠幸，尚豪奢。“满髻钗黄金”，“钗”作动词用，是说赵飞燕发髻上插满了黄金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从的来源是美人“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遨《富贵曲》），正是从千万个“桑下女”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这就提醒人们：统治者骄奢淫佚的生活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说明当代，所以假托“赵飞燕”。这与白居易《缭绫》中“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纪昀认为，古人为诗，不废议论，只是“不着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这样。此诗意在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个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和形象语言来表达的，是富于情韵的。

　　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

　　上片，以移恨于物手法，写暮春时节，少妇空守庭院思念郎君而“恨”时长的心态。苏轼擅长于将自然时令、外界景物与人物体态的情缘作为词的信息源泉，作为激发词情的触媒和表达词意的载体。“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伤春怀人。“落花”点明思郎时令，“闲院”描绘思郎守空房之寂寞，“春衫薄”说明思郎时感觉有寒气。这是心理上的反映，只好以衣物传达之。“闲花落”暗指思郎时散乱的情绪。“落”、“闲”、“薄”几字贯通，少妇的孤独感、寂寞感和烦乱感层层加深。“迟闲恨依依，依依恨闲迟”，最后两句又把这种复杂感情强化了。无论是“恨”依依不舍的恋情，还是“恨”见面的闲子来得迟迟的痴情，少妇都将一天天地熬煎下去，度闲如度年。

　　下片，以梦幻与现实相互映照的手法，进一步写少妇思郎的痴情与恨情。“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移情于黄莺，以黄莺托情，做着一场美梦。梦醒一喜，似乎郎君回归，连黄莺也不分昼夜嚼舌不停。忽然，现实虚无，拨弄舌头的黄莺也累得扫兴了，不得不进人梦乡。少妇一梦（幻）一醒（喜），黄莺一弄（喜）一梦（愁），相互映照，人通物情，物通人性，形萦神绕，似梦非梦。此谓以美好的生活环境烘托出少妇的寂寞孤独。“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又由梦幻回到现实，请问邮人顺便给我捎个信，这种结尾令人回味，此“恨”绵绵究竟有多长。

　　全词围绕“恨”字，情景融会，梦醒结合，喜恨交加，将一个痴情少妇思郎的复杂思绪、恨情，巧妙地展现于读者面前，有余音绕梁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