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余雪。诗的内容不算很难懂，说的是诗人的观察和思考。写诗人从北面看终南山，冬天雪后的山峰显得十分秀美，山上的积雪深厚，更增加了山的高峻。当傍晚时分，雪后天晴，林木反射着夕阳的光辉。由于有了厚厚的积雪，小城的人感觉寒冷增加许多。十分简练的四行文字，描写了一幅完美的冬雪的自然景色。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中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所见的自然是它的“阴岭”（山北叫做“阴”）；而且，惟其“阴”，才有“馀雪”。“阴”字下得很确切。“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下得十分生动。自然，积雪不可能浮在云端。这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正给人以“浮”的感觉。或许有的读者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呀！”这里是没有提，但下句却作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同时，“积雪浮云端”一句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表达了作者的凌云壮志。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中“明”字当然下得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余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六十华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之时，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是夕阳西下之时的“霁”。他说“林表明霁色”，而不说山脚、山腰或林下“明霁色”，这是很费推敲的。“林表”承“终南阴岭”而来，自然在终南高处。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句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谚有云：“下雪不冷消雪冷。”又云：“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尚余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寒；望终南余雪，寒光闪耀，就令人更增寒意。做望终南余雪的题目，写到因望余雪而增加了寒冷的感觉，意思的确完满了，就不必死守清规戎律，再凑几句了。
王士禛在《渔洋诗话》卷上里，把这首诗和陶潜的“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王维的“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宽”等并列，称为咏雪的“最佳”之作。诗中的霁色、阴岭等词烘托出了诗题中余字的精神。
词上片一开始便点明时间、地点和事件：“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平碛雁行低”的“低”字，并非写雁飞得低，而是因为景物单调的沙漠旷远无际，与天相连，使得在无边沙漠与无边云天之间飞过的雁阵，在人们的视觉中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飞得很低似的。前三句中每句的最后一个字“紧”、“低”、“齐”，都提炼得十分准确，使人透过这些如实的描绘，感受到战争气氛的紧张。
“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边声，包括边塞上自然界中的种种声音和人事活动中所发出的声音，如风声、雨声、虫鸣声、马嘶声、人喊声等等。在这充耳的边声中，突出了军营中凄厉的号角声（戍角）和惊心动魄的战鼓声（征鼙）。这使人立刻意识到生与死正鏖战急；这便在凄凉的意绪中，又增加了一种悲壮的气氛。这里对“边声”的描写，是运用了加倍渲染的手法；经过如此层层渲染，自然地逼出了一个“愁”字：“愁闻戍角与征鼙”。“愁”本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抽象情感；但通过“平碛”“雁行”“阵云”等目中所见景物之刻划，通过“边声”“戍角”“征鼙”等耳中所闻声音之渲染，却显得具体、饱满而又充实。同时，这无形的万缕愁丝，也将上片中所写的各种景物和气氛，暗中串织在一起，使之成为和谐的、有机相连的浑然一体。
下片承接上片意脉，描写征戍生活的艰辛：“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因为青冢和黑山均地处塞外边陲，而且在塞北是比较突出的景观，所以前人诗歌中常以它们作为北方边地的代称，并非实指，本词亦然。边地茫茫沙海，气候变幻无常，往往突然天昏地暗，狂风怒吼，转眼又风过天晴，骄阳似火。由于边风强弱多变，致使飞沙“聚散无定”。在弥天风沙中行走，最容易迷失方向。这种恶劣而又奇特的自然现象，是中原和江南所没有的，它进一步衬托出了兵士们戍边的艰辛和劳苦。
全词最后写道：“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凰诏下，步步蹑丹梯。”深秋，将士们穿上冰冷的铠甲，冲锋陷阵，挥戈杀敌。随着顽敌纷纷饮刃面毙，不但骑在马上的将士血染征袍，就连纵横驰骋的战马，也血沾飞蹄。蕃奚，这里泛指北方入侵之敌。经过浴血奋战面大破顽敌荣立边功的将士，将受到朝廷的封赏和君主的恩赐。全词结句“步步蹑丹梯”，可以理解为想像荣立边功后，便会受到朝廷封赏；也可理解为有功之臣正迈步丹墀，受到朝廷封赏时的情景。不管哪种解释，都有一种号召、鼓舞的力量。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