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羁旅情怀。上片追忆当日送别的场景。下片倾诉身不由己的无奈之感。全词孤清之中略带愁意，愁意之中又略显凄迷。
上片开端就是“长记”二字，既表达了纳兰对妻子深切的思念之情，也隐含着负王命、不得归的无奈。两人一别良久，从此他便如一只孤船在天涯漂泊， “片帆”二字形象地刻画出了词人孤身一人行走在外的飘零和落寞。“一灯新睡觉，思梦月初斜”二句写他在旅店惊醒，睡梦中全是故园之景，娇妻之美，但醒来只看到一星孤独的烛火在黑暗中闪烁，心中悸痛，此时月亮才刚刚西斜，这一番纠结之后自然再难成眠。
下片描写了有家难归，不由羡慕北归的燕子。南方虽好，春水春云，皓腕凝雪，画船雨眠，细雨落花，皆令人陶醉，但都消释不了自己对家的惦念。肩负王命，就难免有身不由己之感。一别甚久，纳兰归家之心迫切，思念之情令他备受煎熬，但他却难返故土，难怪他要感叹了： “便是欲归归未得，不如燕子还家。”就连燕子都能秋去春归、来去自如，我竟然还不及它。眼见周围景色一天天精致、明朗起来，春的气息夹带着生机与湿润扑面而来，如画的山水让纳兰忍不住憧憬：我何时才能回到家乡，与妻共赏烟柳画船、雨中花影，那该是何等的惬意。
这是一首与情人言别的诗。题中“板桥”，指唐代汴州城西的板桥店。这里正像长安西边的渭城一样，是一个行旅往来频繁的地方，也是和亲友言别之处。
首句的“回望高城落晓河"中，高城指汴州城，晓河指破晓时分的银河。回望汴州方向，原先斜贯中天、高悬在城头上的银河，此刻已经黯淡了，西移垂地。在破晓时分微微发白的天幕背景下，正隐现出高城的朦胧暗影。这对一年一相逢的情侣，曾经在这座高城中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分别之际，不免怀着留恋和怅惘的心情翘首回望，彼此都感到刚刚逝去的日子仿佛是一场遥远的梦，正像宋代秦观在一首别词中所写的那样，“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出自《满庭芳》）。“落晓河”，既明点题内“晓”字，又暗寓牛女期会已过，离别在即。而这对情侣在分离的前夜依恋话别，彻夜不眠的情景也不难想象。
然后是“长亭窗户压微波”该句，长亭是板桥上或板桥近旁一座临水的亭阁，它既是昨夜双方别前聚会之处，也是晓来分离之处。长亭的窗下就是微微荡漾的波光，“压”字画出窗户紧贴水波的情景。在朦胧曙色中，这隐现于波光水际的长亭仿佛是幻化出来的某种仙境楼阁，给这场平常的离别涂抹上一层奇幻神秘的传奇色彩。那窗下摇漾的微波，一方面让人联想起昨夜双方荡漾难平的感情波流，另一方面又连接着烟波渺渺的去路（板桥下面就是著名的通济渠），这两方面合起来，也就是所谓“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秦观《鹊桥仙》）。全句写景，意境颇似牛女鹊桥，夜聚晓分，所以和首句所写的“高城落晓河”之景自然融为一片。
如果说，一、二两句还只是在写景中微露奇幻神秘的色彩，那么三、四两句就完全进入了神话故事的意境。
“水仙欲上鲤鱼去"这句用上了琴高典故。诗人把游子暗比作琴高，板桥长亭之下，正停靠着待发的小舟，游子由水路乘舟离去，就像乘鲤凌波而去的水仙琴高一样。在前两句所描写的带有奇幻色彩的景色引发下，这里进一步生出浪漫主义的想象，将“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柳永《雨霖铃》）的现实场景幻化成“水仙欲上鲤鱼去”的神话境界。所以这想象虽奇幻，却又和眼前景吻合，显得自然真实。《楚辞·九歌·河伯》中曾这样描写送行的场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子。”“水仙”句似受到过它的启发，只不过这首诗里所描绘的境界带有童话式的天真意趣罢了。
最后一句“一夜芙蓉红泪多”转写送者。句子中的“红泪”暗用薛灵芸的典故，将游子暗喻为水中芙蓉，以表现她的美艳，又由红色的芙蓉进而想象出它的泪也应该是“红泪”。这种天真浪漫的想象，类似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忆君清泪如铅水”的奇想。不过这句的好处似乎主要在笔意，它是从游子的眼中来写送者，却又不直接描写送者在“晓别”时的情态，而是转忆昨夜一夕这位芙蓉如面的情人泣血伤神的情景。这就不但从“晓别”写出了夜来的伤别，而且从夜来的分离进一步暗示了“晓别”的难堪。昨夜长亭窗户之内，“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的情景，此刻板桥晓别之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的黯然销魂之状也就都如在眼前了。
纵观全诗，可看得出李商隐喜欢从前代小说和神话故事中汲取素材，然后组合成充满新奇浪漫情调和奇幻绚丽色彩的诗歌，这是他作诗的一贯特点。但像这首诗这样，用传奇的笔法来写普通的离别，将现实与幻想融为一片，创造出色彩缤纷的童话式幻境，在送别诗中确实少见。前人曾说“义山多奇趣”（张戒《岁寒堂诗话》），说李商隐爱将平凡的题材写得新奇浪漫。此诗，正是体现出了李商隐这种“奇趣”的特点。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