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上片以景衬情,下片则描绘人物时蕴情会意。全篇借春风杨柳绘写浓春美景,衬比香阁女子的绰约风姿,曲传离思别意,景与情谐,物与人合,宛转含蓄,情致缠绵。词中化用金昌绪的《春怨》和王昌龄的《闺怨》诗,但有神无迹,如轻霜溶水,泯融无痕。诗词都写到莺声惊梦生恼,春柳触发怨情,但诗中闺妇听莺声而小庭追打,见柳色而直说悔意,明朗爽利,感情真切;词里的香阁女子却只是浓睡不起,宿妆不整,娴静温婉,含而不露。二者相比,感情表现上有隐显曲直之别,声情口吻上有坦露含蓄之殊,语言上有质朴明快和清丽优雅之异,意趣、韵味也自判然不同。
上片起笔“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先绘出一幅如画春景:东风吹温送暖,催引生机;杨柳因春风吹拂而萌发春意,虽未青青成阴,却染得人满眼春色;柳丝纤细,柳烟疏淡,似有若无,自有一种迷蒙意态;一番春雨初霁之后,柳色显得倍加清新,翠意撩人,秀色可餐。这两句将春风、春柳,春雨、春晴,编织一起,色彩明媚,春意盎然,令人心醉神迷。
“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二句,词意陡生顿挫。面对烂漫春光,不是览景生欢,而是意趣索寞,“香阁浓睡”,情态异常。着一“恼”字,既是贯下,也暗暗承上。上两句描绘春景,是为了衬示香阁女子的怨思,即以乐景而反衬哀情,从而形成鲜明对比,把离情怨思烘托得更加强烈。由于人物内心状态的异常,观景亦有异常之感:春色娱人,莺声悦耳,是常情;而春色恼人,闻莺心烦,则是变态。词中香阁女子所以对春色视而不见,恹恹无绪,黯黯思睡,听到莺声却生恼恨,实际是因春感怀,睹景伤情。莺声惊睡,也许还惊破了好梦。
下片“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为人物描写。眉叶、舞腰,既是咏柳,也是写人,杨柳枝叶的纤细袅娜,女子眉腰的秀美窈窕,词人生花妙笔的晕染下,相互叠印复合。柳如美人,美人似柳,形象隽丽,比喻贴切,既写出柳的风神,也显出人的韵致。“宿妆”,隔夜未整的残妆。词里的“宿妆成”,是指香阁浓睡的女子醒来,无心梳洗,懒于修饰。此处虽不明白言情,而从“宿妆”不整的容态中自然溢露出一种难以言传的幽怨。结拍“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三句正面点示题旨。
“一春芳意”与“三月和风”为对偶句,同是“牵系人情”的景物。这三句意思是:柳芽茁长的春意,萦拂柳条的春风,以及柳枝上的莺啼,柳树间的烟锁,无不牵系着闺中人的情思。“牵系”二字,切柳丝。全篇明以柳起,暗以柳结,中间所及,关涉到柳,联想古诗词中常用的柳的内涵自知“人情”为何。
全词着意描写浓春烟景中,巧妙地将杨柳的丝缕和人物的纷乱心绪牵连绾合,衬写出香闺女子的春怨,情景交融,别具风情。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这是又一阕抒写独处孤居、思念情人的怨苦情绪的小令。
上片从时间的延续上来写孤独感、思念苦。“漏迢迢”是明写在寂寥的秋夜坐守香闺,只觉夜长迢迢,愁苦绵绵。后两句是暗喻的写法。“鸳帷”应是成双作对共枕同寐之处,可是现今单身只影坐守空房,徒让“麝烟销”。这麝香之烟练绕,本应熏欢情合抱的枕衾的,眼下徒然销尽散去在时间的流逝里;红烛之光原当在情侣携手共入鸳帐时熄灭了的,可是目前挑灯夜候,烛泪低垂,孤影摇晃。处处都暗写孤独,暗写长夜难度。下片从空间上写“无寻处”,那个“玉郎”不知到哪儿去寻花问柳了。空间的阻隔愈大,孤独的寂寥感也就愈深,时间的延续度也愈长,何况现今是“无寻处”,茫茫不知所去。词的结句非常含蓄有致。“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从听觉角度来体现孤独的思念苦,来表现心境。雨打芭蕉,正是滴滴在心头,声声见苦情。同时,满耳雨打芭蕉声,正见出一种寂寥感。此时别无他声是令人更觉寂寥,而雨打芭蕉之声更比无声使人哀苦了。愈静愈孤寂,愈觉思念苦,雨点声声愈增静寂感,心境愈显豁地写出。此词意在言外,以物以景传情,显得委婉缠绵。比起《诉衷情》质朴中略见辛辣味的表现,这个女性似较前一个柔软温顺,尽管她们的痴情是一般的深。
此词的成功之处在于艺术表现的颇具匠心。这首词突破了花间词醉心描摹外形身态的陋习,着意渲染主人公耳闻目见的景物,来突出“她”的心理感受。在这里,作者不在是一个轻薄无聊的旁观者,而是设身处地的在为主人公抒发哀怨,读来也便使人觉得有身临其境之感,无疑,这就很自然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除此而外,这首词在结构安排上也颇有引人注目之处。全词按上下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着力刻画,成功地为闺怨主题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上片的秋夜、更漏、麝香烛光,都刻画了时间的漫长难捱;而下片所写的“玉郎”出外游荡不知去向,又把女主人公的愁思置于一个广阔的空间里。这种“上穷碧落下黄泉”与“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组合,往往会有很浅的感染力。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