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八十九。下面是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逸生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是张说在校书郎任内出使西川时写的,虽只寥寥二十字,却颇能看出他写诗的技巧和才华。
一个接受任务到远地办事的人,总是怀着对亲人的眷恋,一到目的地,就掐指盘算着回归的日期,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但张说能把这种幽隐的心情“发而为诗”,而且压缩在两句话里,却不简单。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客心”是旅外游子之心,“争日月”,象同时间进行一场争夺战。这“争”字实在写得好,把处在这种地位的游子的心情充分表露出来了。“来往预期程”,是申说自己所以“争日月”的缘故。公府的事都有个时间规定,那就要事先进行准备,作出计划,所以说是“预”。十个字把诗人当时面临的客观情况,心里的筹划、掂量,都写进去了,简炼明白,手法很高明。
这十个字又是下文的伏笔。本来使蜀的日程安排是十分紧凑的,然而诗人回归之心更急切,他要力争按时回洛阳。他是洛阳人,在洛阳有家,预期回归,与家人团聚。
下文忽然来个大转折:“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不料情况突变,原定秋前赶回洛阳的希望落空了。游子之心,当然怅惘。然而诗人却有意把人的感情隐去,绕开一笔,埋怨起秋风来了:这秋风呵,也是够无情的,它就不肯等我一等,径自先回洛阳城去了。
这一笔,妙在避开了率直无味的毛病,而且把人格化了的秋风形容为“无情的秋风”。这秋风先至,自然要引起许多烦恼。可以试想,秋风一至洛阳,亲人们必然要翘首企盼;而自己未能如约的苦衷就更不用说了。淡淡一笔,情致隽永深厚。
在这里,诗人到底是埋怨秋风,还是抒发心中的烦恼?诗中没有明说,颇费人寻绎,正是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可以想见,诗人对于这次情况的突然变化,确实感到意外,或有点不满,不过他用的是“含蓄”的语言罢了。
张说早些时就写过一首《被使在蜀》诗:“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归期定在秋月,即此诗所谓“预期程”。不料时届秋令,秋风已起,比诗人“先至洛阳城”,他却落后了,即诗题所谓“后期”。秋风本是按时而起,无所谓“先”;只因诗人归期“后”了,便显出秋风的“先”来。两首合看,于诗中的情味当有更深的体会。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柏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此诗为李贺组诗《马诗》二十三首的第十八首。诗中说,有匹生着旋毛的千里马,庸人们认不出,于是克减草料,且虐待备至,导致它缺食少力;善于相马的伯乐一看,才认出是匹千里马。诗人以倍受摧残的骏马作比,表达了对良才受到压抑和虐待的愤慨。
刘辰翁谓“赋马多矣,此独取不经人道者。”盖李贺此二十三首皆借马以抒感。王琦谓“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征马矣。”二人所论皆是。此诗就是设为伯乐叹息良马不遇爱马之主,无从显其材,可为咏物诗之规范,所谓“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于此诗中可以明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