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词风秾艳，辞藻华丽，多为闺阁香艳之词。张泌现存的九首《浣溪沙》亦多写深闺绣闱，怜香惜玉，散发着脂粉气，但这首《浣溪沙》却别富情调，生动活泼。
这首词写一募小小喜剧，鲁迅在一篇杂文中曾戏谓为“唐朝（应为“五代”）的钉梢”。封建时代男女防闲甚严，而在车马杂沓，上女如云，男女界限有所混淆的游春场合，就难免有一见钟情式的恋爱、即兴的追求、一厢情愿苦恼发生，难免有“钉梢”一类风流韵事的出现，作为对封建禁锢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首句直入情节：在游春人众归去的时候。从郊外进城的道路上一辆华丽的香.车迤俪而行，一个骑马的翩翩少年尾随其后。显然，这还只足一种单方面毫无把握的追求。也许那香车再拐儿个弯儿，彼此就要永远分手。只留下一片空虚和失望——要是没有后来那阵好风的话，“东风”之来是偶然的。而成功往往不可忽略这种偶然的机缘。当那少年正苦于彼此隔着一层难以逾越的帷幕时、这风恰巧像是有意为他揭开了那青色的绣帘。虽是“斜揭”，揭开不多，却也够意思了：他终于得以着见他早想见到的帘后的那人。果然是一双美丽的“娇眼”，而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慢回娇眼笑盈盈”。这样眼风，虽则是“慢回”，却已表明她在帘后也窥探多时。这嫣然一笑。是下意识的勾引，是对“钉梢”不动声色的响应，两情相逢，生这场即兴的迫求势必要继续下去了。
这盈盈一笑本是一个“消息”，使那少年搔首踟蹰，心醉神迷，但没有得到语言上可靠的印证，心中小踏实，故仍觉“消息未通”。而进城之后，更不能肆无忌惮。“消息未通何计是”的问句，就写少年的心理活动，颇能传焦急与思索之神。情急生智——“便须佯醉且随行”。醉是假的，紧随不舍才是真的。这套“误随车“的把戏，许能掩人耳目，但瞒不过车中那人。于是：“依稀闻道太狂生！”
香车驶入长安了，正当男的左右为难，要不要继续跟踪下去之时，东风来帮忙，它掀起马车的布帘，里面露出了少女的容颜，女主角正在笑嘻嘻地看着他呢，原来流水也有情，男主角燃起了希望，但少女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没有交谈，男主角无法明确，只好继续跟着马车行走。可是在城里面，这样明目张胆地跟踪女性车驾太嚣张了。爱情是智慧的催化剂，灵机一动，男主角假装喝醉了，跌跌撞撞地跟着马车行走。这种小算盘可逃不过少女的心思，少男模糊地听到少女在车里笑骂：这个男的啊，太轻狂了。剧情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则是丰富的想象。少女对少男的心意怎样，是佯怒实喜呢，还是其他？两人之间会不会演出红拂夜奔或待月西厢的剧情呢，则更让人期待了。这突来的一骂富有生活的情趣。鲁迅说：“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语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二心集·唐朝的钉梢》）这里的一骂虽然不一定会马上引起扳谈，但它是那盈盈一笑的继续，是打情骂俏的骂，是“大有希望”的“消息”。将词意推进了一步。
词到此为止，前后片分两步写来，每次都写了男女双边的活动。在郊外，一个放胆追逐，一个则秋波暗送；入城来，一个佯醉随行，一个则佯骂轻狂。前后表现的不同根据在于环境的改变。作者揭示出男女双方内心与表面的不一致甚至矛后。戮穿了这一套由特定社会生活导演的恋爱的“把戏”。自然产生出浓郁的喜剧效果。此词不涉比兴，亦不务为含蓄，只用白描抒写，它开篇便入情节。结尾只到闻骂为止，结构紧凑、简洁。所写情事，逼肖生活。
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