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
此诗的头四句以陇上流水来映衬诗人的独身远行。“远行客”是诗人自称。诗人登上陇山之巅，想起乐府民歌《陇头歌辞》：“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诗人此时此刻的心情，与歌辞中说的是非常相似的。“陇上分流水”既是写实，也是衬托作者只身远游的孤寂悲凉心情。据《三秦记》：“陇山顶有泉，清水四注，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诗的第三、四句运用顶真法紧承头两句而来：“流水无尽期，行人未云已。”以流水不尽来比喻人的行程无尽。
诗的后四句是诗人以大丈夫自许，抒发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浅才通一命”，这里是指诗人即将就任的左饶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实际上这是幕府中重要的文职军官，地位仅仅次于判官。诗人称“浅才通一命”不过是谦词罢了。“孤剑适千里”，大有慷慨行侠的意味。《史记·淮阴侯列传》：“项梁渡淮，信仗剑从之。”结尾两句“岂不思故乡？从来感知己”，指明了诗人此番远行的原因。诗人并非不眷恋思念自己的故乡，他之所以离乡远行，全都是为了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呵。高适也是一个很重友情的人，他对哥舒翰的荐举是非常感激的，当时世风，要作官除考试一途外，若无人荐举是作不成官的，因此高适说“从来感知己”。“感知己”也仅是表层的一面，深层的原因则是高适想借此荐举机会，入幕从戎，一展身手，实现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抱负。正是这种内在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了诗的后半部分昂扬的基调。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简洁的诗句表达了尽可能丰富的思想，诗中既有游子思乡的情思，又有仗剑戍边的豪情，既有报答知己的侠肝义胆，又有为国效力建功的雄心壮志，思想感情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从全诗的情感流动看，是先抑后扬，最后以昂扬的调子结束全篇，给人以奋发向上之感。胡应麟评说高适的五言古诗“意调高远”，“深婉有致”，由此诗可见一斑。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