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月夜的相思之情，以女主人公的严妆丽容以及鸳枕明月为衬，表现其孤栖与寂寞。
起拍二句，从最具有女性生活特征的化妆着笔，写出女子年轻貌美的形象。“扑蕊添黄子”，谓取花蕊以为面饰。古人制作化妆品，多取材于自然，所以将黄色的花粉作为额黄妆的饰品。“呵花满翠鬟”，说吹花后把花满戴于发髻之上。接下三句，转换抒写角度，不再写动态的人物，转而写静境中的感情世界，情致也变得深婉。“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三五之夜，则月欲明矣，则思愈炽矣。于是乎，对芳颜，扑蕊、呵花以自消遣。女子被封闭在闺房内，阗然独处，无人相问，只有鸳枕、屏山相伴，尤其是十五月圆之夜，更觉无限孤独寂寞。
此词通过白描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词中女主人公月夜独卧，不仅在前以严妆丽容为衬，其后又以“鸳枕”“月明”为衬，鸳枕独托面容，月明偏照芳颜，主人公那孤寂、相思之苦自在不言中。其中，“扑蕊”“呵花”两个细节的描写，用语精细奇妙，而又使人耳目一新。
有人将此词解释为写男女双方幽会的情景，说开头两句写女子着意妆饰，表现了她准备欢会时喜悦的心情；后三句是对相会时的具体描写。聊备一说。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诗一、二两句，切“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经过象县的时候作诗寄给作者）”；三、四两句，切“酬（作诗酬答）”。“碧玉流”指流经柳州和象县的柳江。
作者称曹侍御为“骚人”，并且用“碧玉流”、“木兰舟”这样美好的环境来烘托他。环境如此优美，如此清幽，“骚人”本可以一面赶他的路，一面看山看水，悦性怡情；此时却“遥驻”木兰舟于“碧玉流”之上，怀念起“万死投荒”、贬谪柳州的友人来，“遥驻”而不能过访，望“碧玉流”而兴叹，只有作诗代柬，表达他的无限深情。
“春风无限潇湘意”一句，的确会使读者感到“无限意”，但究竟是什么“意”，却迷离朦胧，说不具体。这正是一部分优美的小诗所常有的艺术特点，也正是“神韵”派诗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然而这也并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果细玩全诗，其主要之点，还是可以说清的。“潇湘”一带，乃是屈子行吟之地。作者就把曹侍御称为“骚人”。把“潇湘”和“骚人”联系起来，那“无限意”就有了着落。此其一。更重要的是，结句中的“欲采苹花”，是汲取了南朝柳恽《江南曲》的诗意。《江南曲》全文是这样的：“汀洲采白苹，日暖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花复应晚。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由此可见，“春风无限潇湘意”，主要就是怀念故人之意。此其二。而这两点，又是像水和乳那样融合一起的。
“春风无限潇湘意”作为绝句的第三句，又妙在似承似转，亦承亦转。也就是说，它主要表现作者怀念“骚人”之情，但也包含“骚人”寄诗中所表达的怀念作者之意。春风和暖，潇湘两岸，芳草丛生，苹花盛开，朋友们能够于此时相见，应是极好，然而却办不到。无限相思而不能相见，就想到采苹花以赠故人。然而，不要说相见没有自由，就是欲采苹花相赠，也没有自由。
这首诗语言简练，写景如画。诗人用“碧玉”作“流”的定语，十分新颖，不仅准确地表现出柳江的色调和质感，而且连那微波不兴、一平似镜的江面也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和下面的“遥驻”、“春风”十分协调，自有一种艺术的和谐美。
从全篇看，特别是从结句看，其主要特点是比兴并用，虚实相生，能够唤起读者的许多联想。但结合作者被贬谪的原因、经过和被贬以后继续遭受诽谤、打击，动辄得咎的处境，它有言外之意，则是不成问题的。
上阕四句慨叹流光倏忽即逝，转眼之间，青春已逝，迟暮之年已匆匆到来。第一二出句语平实自然，但欠意象与内蕴；然第三四句对这艺术上的欠缺立即作了恰如其分的补充：“桃李春风浑过了”不啻是“朱颜渐老”的内蕴，它以“桃李春风”这带有模糊性的美的意象，使人产生丰富而美丽的联想，想见诗人青春年少之时曾有过怎样令人神往的、销魂的经历。“浑过了”这一“浑”字用得极好，看似俚俗，意蕴甚丰，它既有“等闲”之意，又有“全部”之谓，用于句中就把“一切的一切全部白白流走了”的怅惆之情作了确切而完满的表达，真可谓以一当十，又能体现时代和个性的特征与风格。“留得桑榆残照”与“白发添多少”又是一组相辅相成的对应。《后汉书·冯异传》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桑榆”一向为晚年的代称。诗人这里将“桑榆”与“残照”连用，就描绘出一幅夕阳西沉，斜晖照在桑榆之间的图象，这样就把抽象的代称变成了形象的写照，把人生的暮年晚境作了富有视觉性的象征性的表述。尤其与“桃李春风”对比，更显出桑榆之年的苍凉凄恻。
此词下阕首句“江南地迥无尘”即指诗人回金陵之后所过的脱离“红尘”的隐逸生涯。白朴早年身居北国，曾受教于大诗人元好问家中。元朝统一后徒居金陵，放情于山水之间，寄情于翰墨之中。“地迥无尘”四字颇具匠心，诗人不说“人回”而说“地迥”暗喻其徒隐江南系顺应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而“无尘”既写出江南天明地净的山光水色，也暗喻诗人从此离开了世俗的“烟尘”。“老夫一片闲云”进一步表达了白朴晚年那种超脱、豁达的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朵自由自在地飘逸于天际的“闲云”。此句很可能是从李白“孤云独去闲”句脱化而来，但由于主体对象的转移，而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恋杀青山不去，青山未必留人”二句是此词的点睛之笔：诗人留连忘情于青山，这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无限钟情。
然而人的生命毕竟的是短暂的，与千万年青青的山峦相比，人生不过是流星划过长空般的一瞬，因此青山即使有情而欲留人在，也“未必”能把人常留于她的怀抱之中。诗人不仅以社会人生为背景，透视人生的价值与应有的归宿；而且以宇宙万物为参照，估量生命本体的存在——不过是一个稍纵即逝的过程。这大概就是这首小词令人回味咀嚼不已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