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箨香苞初出林”，诗人起笔便细细描绘了初生之笋的形态。这样壳嫩笋香的初生之笋，洋溢着勃勃的生机，只待春雨浇灌，即能昂扬九霄。“於陵论价贵如金”，很多人认为这句诗是诗人向座主的器重表示感谢。嫩笋要论价，是因为初生之笋鲜嫩可口，所以食者众多，求者亦夥，因而在於陵这里的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於陵”当属泛指，代称各地。诗人在这一句里已经点出一丝悲的意味。嫩笋正出林呢，怎么就要论价了，而且价值甚昂？但语气终还是压抑的，平缓的，冷静的，客观的。
“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诗的三、四两句接着将这种悲哀之情渲染开去，推至顶峰才喷发而出。“凌云一寸心”，谓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喻人年少而有壮志。这两句回答了对嫩笋“於陵论价”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竹林茂盛，所以可以食笋，忍心“剪”去它凌云之心。卒章而诗人的一片哀怜之情也显露出来。诗人痛惜嫩笋被食，喻人壮志未酬，这是一种悲哀；而联系到诗人于大和六年（832年）赴京应举不第，那么就还有另外一层意味了，就是或许是因为皇都长安里“人才”太多，所以他才下第的。可是“剪”去的是一寸凌云之心。一个“忍”字用得十分出色。忍者，忍心，实际上联系到“凌云一寸心”看，作者表达的却是“何忍”之意。意谓不要夭折嫩笋的凌云之志啊。悲己之不遇，痛上主之不识己，一片哀怨之情弥漫其间。 全诗以嫩笋比喻自己，嫩笋一寸而有凌云之志，诗人同样如此，年少而胸怀大志。可悲哀的现实却是嫩笋被食，凌云之志也夭折在初出林的时候。而诗人也一样壮志未酬，空有“嫩箨香苞”美质，却没有了昂扬九霄的机会。既哀且怨之情充溢全诗。
全诗艺术风格哀怨缠绵，而深情难已，已经初步显示出李商隐诗歌“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的艺术特色。 这样哀怨的诗歌若出自一个中年或暮年人之手，当属平常，可是创作它的却是二十岁左右的李商隐。这正是少年壮志不言愁的黄金时段，可诗人看见鲜嫩的笋时不由而生 “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诗也写得哀怨缠绵。这就是很让人诧异的事。事实上，“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悲慨里包蕴着诗人半生的际遇和一种 “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首先，家世孤苦，“沦贱艰虞多” （《安平公诗》），其高祖以来家境已衰落，祖辈几代历官均不过县令。父祖辈又一再年寿不永，不到十岁时，父亲去世。他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他在《祭裴氏姊文》就写道：“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数东甸，佣书贩舂”。这是他清贫生活的生动写照。此外，他生活的晚唐时代动荡，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斗争，农民起义不断，而社会又讲究勋阀门第观念，而诗人自己“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他对自己的前途缺乏信心。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诗人自小便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情绪。十六岁时写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诗似写一伤怀的女子，而句句实写自己。“八岁偷照镜”，著一“偷”字，写出了其早熟，“长眉已能画”，写其早识。 “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也是如此；接着十岁能做裙，十二岁弹筝，表明这个女子的慧心兰质，可接着却是十四未嫁，“十五泣春风”了，转向一层悲哀的境地。美质未遇良主，唯有相泣春风了。这种忧愁，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可谓切中肯綮。李商隐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伴随了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譬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看见早梅，也生悲慨：“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发出“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的感叹；看见“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的垂柳他又会觉察到“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赠柳》）的幻灭感。就算是茂盛青翠的高树，他也会感到“一树碧无情”（《蝉》）。总的说来，李商隐一生困顿，郁郁不得志，加之他的多愁善感，在诗歌创作上，总是要表现出那么一丝忧虑，或出之以典故，或结之以意象，来取得“深情绵邈”的审美感受。而把握他这种“先期零落”的忧愁意识，也是欣赏李商隐这首《初食笋呈座中》乃至他全部诗歌的钥匙。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
桂花概括
桂花，别名木犀、岩桂、十里香。桂花因其叶脉形如“圭”字而得名，据宋代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桂花之名由此而来。
桂花是我国传统名花，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据文字记载，桂花在我国已有2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海经》中就提到：“招摇之山，其上多桂。”屈原在《九歌》中也吟道：“援北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指的是用桂花酿造的美酒，桂旗是用桂花做成的旗帜，以装饰车辆；《九歌·湘君篇》中也多次出现“桂舟”、“桂棹”、“桂栋”等词汇，这说明，当时楚国的人们在酿酒、生活用具以及建筑材料等方面，已经广泛使用桂花树了。《吕氏春秋》中对芳香馥郁的桂花更是赞赏，称之为“物为美者，招摇之桂”。
汉代以后，桂花的观赏价值逐渐显现出来，人们开始将自然野生的桂花引种驯化，进行人工栽培。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奇花异树，其中有桂十株；武帝破南越后，兴建扶荔宫，广植奇花异木，其中有桂一百株。”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关于栽种桂花的描述。唐宋时期，桂花已经从宫廷栽种普及到了民间庭院栽植，于是，咏桂吟桂也蔚然成风。
桂花桂花
唐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感遇》)李白在《咏桂》诗通过与桃李趋势媚俗的对比，赞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诗人王绩的《春桂问答》也通过对比的手法，衬托出桂花超凡脱俗、刚劲凛然的美质，其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颇具特色，“问春桂，桃李正芬华，年光随处满，何事独无花。春桂答：春华讵能久，风霜摇落时，独秀君知不？”
古人云：“凡花之香者，或清雅或浓郁，二者不可得兼。”而唯独桂花之香既清芬飘逸又浓郁致远。宋代诗人洪适的《次韵蔡瞻明木犀八绝句》一诗对桂花的香气做了形象传神的描述：“风流直欲占秋光，叶底深藏粟蕊黄。共道幽香闻十里，绝知芳誉亘千乡。”桂花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十里香”；而宋代邓肃赞誉桂花的香味是，“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入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木犀》)。龙涎取自抹香鲸，是极为名贵的香料，可是与桂花一比，也相形见绌了。
桂花树与月亮
农历八月，古称桂月，说明桂花与月亮很早就联系在一起了。西汉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有“月中有桂树”的记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也有这样一则故事：“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这便是“吴刚伐桂”的传说，相传汉朝人吴刚学仙修道时触犯了天条，被玉皇大帝罚在月宫中砍桂树。但是，无论他怎样费心尽力去砍，桂树总能愈合重新长起。多少岁月过去了，吴刚仍不知疲倦地伐树，而那棵神奇的桂树依然生机勃勃，芳香浓郁。每逢中秋这天，吴刚才被获准休息，所以，我们在中秋月圆之夜便看不到吴刚举斧伐树的身影了。毛泽东的“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蝶恋花》)便源于这一典故。
在咏桂的诗篇中，很多都与月亮有关，如李商隐的“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皮日休则直截了当地道出了桂花的由来，他说：“玉棵珊珊下月轮，殿前拾得露华新。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人白居易则显得幽默了许多，他觉得，偌大一个月宫，只有一株桂树，未免太冷清了，于是大胆建议：“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东城桂》)南宋杨万里也留有关于桂花树的名句：“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咏桂》)桂花与明月、嫦娥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就沾上仙气了。
桂花寓意
桂花翠叶常青，亭亭玉立，不与百花争春，却香冠群芳，因而被人们赋予了许多崇高美好的意象。
桂花是荣誉的象征。我国古代的乡试、会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间举行，其时正值桂花盛开时节，人们便用桂花来赞誉秋试及第者，称登科为“折桂”或“蟾宫折桂”。唐温庭筠在欣闻朋友及第高中时发出感慨：“犹喜故人先折桂，自怜羁雾尚飘蓬。”(《春日将欲东归寄新及第苗钟先辈》)元代文人郑德辉在《王粲登楼》中则云：“寒窗书剑十年苦，指望蟾宫折桂枝。”由于“蟾宫折桂”寓意着仕途通达，所以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和官宦之家都竞相栽种桂花。至今，在我国一些地方还保留着许多古桂树。如陕西省汉中圣水寺内的“汉桂”，相传为西汉萧何亲手种植，树龄约在2000年左右，开花时金黄一片，香飘数里；还有桂林市东郊唐家里村的“唐桂”，也是千年古桂树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桂”也是一种崇高和荣誉的象征，“桂”是献给艺术之神阿波罗的圣物，从1815年开始，英国王室便把选拔出来的优秀诗人称为“桂冠诗人”，直到现在，人们还保持着给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赠送桂枝的习俗，以示赋予他崇高的荣誉。
桂花还是友谊和爱情的见证。早在战国时期，燕、韩两国就以互赠桂花来表示永结友好邻邦之意。唐代诗人王建就曾借用桂花来表达对远方友人的思念情怀：“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十五夜望月》)在我国广西、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保留着“一枝桂花一片心，桂花林中定终身”的传统，男女青年通过相互赠送桂花来表达爱慕之情。
如今，“月中仙品”的桂花已成为供市民观赏的著名花卉，尤其在西安的街道、广场中引进和栽植了许多桂花名品，为古城又添美景，真可谓是“广寒月中桂，香飘入万家”。
这组诗第一首头四句，破空而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写胡人游猎生活，晴示胡、汉之异。接着以“谁将汉女嫁胡儿”，接到明妃身上。写明妃以“汉女嫁胡儿”，以“如玉”之颜面，冒“无情”之“风沙”，而且“身行”之处，连“中国（指中原）人”也看不到，明示明妃“流落”之苦。接下用“推手为琵却手琶”，紧承“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却手”，犹言一推一放。“琵琶”本是象声词，如同现代说的“噼啪”，以乐器之声为乐器之名。一推一放，噼噼啪啪，刻画明妃满腔哀思，信手成曲。但琵琶哀音，却十分感人，连胡人听了“亦咨磋”不已。这种写法与王安石“沙上行人却回首”相同。以上三层，由胡、汉习俗之异，写到明妃流落之苦，再写到明妃思归作曲，谱入琵琶，层次井然，而重点在于这一琵琶“新声谱”。因为作者正是要就此抒发慨叹的。
“玉颜”句承上；“琵琶”句启下。脉络十分清晰，而笔势极为矫建。作者所要讲的就是琵琶“传入汉家”以后的反应。明妃的“思乡曲”，本应引起“汉家”的悲悯、同情与愤慨；然而“汉宫”中却将其视为“新声谱”来“争按”，以别人的苦楚，供自己享乐。“遗恨”、“苦声”并没有激起应有的反响。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汉宫中“纤纤女手”“学得琵琶不下堂”，正是因为统治者喜好这种“新声”的缘故；而喜好这种“新声”，正是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根本不知道边塞之苦。这里讲的就不止“纤纤女手”了。自石晋割弃燕云十六州，北边广大地区在北宋一直没有恢复，有许许多多“流落死天涯”的百姓。仁宗时，辽国、西夏交替侵扰，而宋朝君臣却仍粉饰大平，宴安如故。“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这正是作者对居安忘危、不事振作的宋朝君臣的揭露与谴责。以前写明妃的人，或写明妃个人遭遇，或借以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欧阳修却从夷夏之辨讲起，从国家大事着眼，这是他高于前人之处。而且，议论国事，却只就琵琶“新声”而言，能从小中见大，因而较《和王介甫明妃曲》后篇的“在诗中发议论”，艺术性更强。
第二首诗中“汉宫”四句化用西汉李延年诗歌之意，略叙明妃事实，笔力简劲。“绝色”两句，紧承前四句，妙在完全用“重色”的君王的口吻说话；“虽能”两句转向责备汉元帝，就事论事，语挟风霜。但这只是为下边两句作铺垫。
“耳目”两句，为全篇警策，宋人说它“切中膏肓”（《诗林广记》引钱晋斋语），得以广泛传诵。诗人说，眼前的美丑尚不能辨，万里之外的“夷狄”情况何以判断？又何以能制定制服“夷狄”之策呢？这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而又以诗语出之，千古罕见。事实却不是“制夷狄”而是为“夷狄”所“制”。因而自然引出“汉计诚已拙”这一判语。
“汉计诚已拙”语简意深，是全诗主旨所在。汉代的“和亲”与宋代的“岁币”，同是乞求和平，为计之拙，正复相同。诗中表面上是说汉朝，实际上是说宋朝。妙在一经点出，便立即转入“女色难自夸”，以接回明妃身上，否则就成了《和亲论》而不是《明妃曲》。
“明妃去时泪”四句，用泪洒花枝，风起花落，渲染悲剧气氛，形象生动，但主要用以引起“红颜”两句。这两句要明妃“自嗟”“薄命”，怨而不怒。欧阳修对王安石诗中讲的“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等语，也像王回等人一样，有所误解，故下此两句，以使之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欧阳修、王安石的思想境界之差别，亦于此可见。但解释时也不能太坐实，像钱晋斋说是“末言非元帝之不知幸于明妃，乃明妃之命薄而不见幸于元帝”，则与篇首“天子初未识”，“耳目所及尚如此”相矛盾，有失于诗人“微而婉”之旨。
前一首写“汉宫”不知边塞苦，后一首写和亲政策之“计拙”，借汉言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间叙事、抒情、议论杂出，转折跌宕，而自然流畅，形象鲜明，虽以文为诗而不失诗味。叶梦得说欧阳修“矫昆体，以气格为主”（《石林诗话》），这首诗正是以气格擅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