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竹枝词》是古代四川东部的一种民歌，人民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赛歌时，谁唱得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他学习屈原作《九歌》的精神，采用了当地民歌的曲谱，制成新的《竹枝词》，描写当地山水风俗和男女爱情，富于生活气息。体裁和七言绝句一样。但在写作上，多用白描手法，少用典故，语言清新活泼，生动流畅，民歌气息浓厚。刘禹锡创作多首《竹枝词》，分两组，这是其中一组的第二首。
第二首不像第一首那样以谐音写含蓄情事，而是从身居蜀地耳闻巴人歌唱自然引发怀乡幽思。
首句“楚水巴山江雨多”看似平易概括的摹写却流露出诗人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多年贬谪远任的愁苦。楚地巴山远离长安，虽然暂时避开政治漩涡，但对于心怀远大抱负的诗人来说却是心仍有不甘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这也许正是诗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不能不使人愁苦，伤心失意下也属正常。压在心头的大石无法移开，难以消除的寂寞和烦闷更无法排遣。江雨又来，淅沥不歇，更添伤情。
“巴人能唱本乡歌。”于此伤情怀思之下巴人乡歌又传入耳。“歌者那知听者愁，一声一叹总牵情。”巴人歌唱本属常有之事，诗人却将其平常事入诗中，可见诗人自己心绪却是常常不平静的。自然不是只因耳听巴人歌声才起的不平静，人总是会因某事而及他情。这是再自然正常不过的了。本来由江雨多引起的伤情再又由巴人的歌唱更是雪上加霜了。
闻歌思归，自然引出下两句：“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长安，不算是自己的归处，多次的贬谪打击，他怕是早已对政治不怀希望了，长安那里只是自己的伤心地而已。至于诗人想归何处，可以从诗句中推测。《纥那》当是诗人家乡的乡歌。身披绿色绮罗踏着《纥那》曲的和声边舞边歌的乡人想必是欢迎自己归来的一朝离乡，飘零天涯。也只有那里才不排拒自己。因有这样的想法，窗外的绿水微波渐渐幻成故乡人身上迎风而舞迎己归来的绿色绮罗，耳边听闻的《纥那》节拍又显得那样的清晰明了。
组诗歌词的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如同屈原作《九歌》一样，刘禹锡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创作出有别于文人文学的民歌体诗歌，显示了文学创作中雅俗互补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