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词由景及情，抒情由隐而显，人的心理描绘极为细致周到。词中怀人，层层深入，有时用对照手法，从双方写来，层次极为清楚。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词作上片开首三句写景。先出小池塘，然接下去并未描绘池中或池周之景，而是单提池面映出的风吹帘动之影。有帘，就有窗，有屋，有人，可见主人公注意之所在。“舞”是动景，然而“舞”在水面上则构成一幅无声的静景，此外，“舞”在水面，由于风吹波动，帘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在暗示主人公心态的作用。接下陡转笔触，发出感慨：“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羡”为领字，直贯四句。人而羡慕无知的燕子，因为它照旧可以度过以前度过的“土花缭绕”的“莓墙”，而飞进“金屋”。“金屋”，华丽的楼房，此指所眷恋者的住处。这里亦暗用“金屋藏娇”典故，暗示所思恋之人已属他人。“旧时巢燕”，去年曾巢于“金屋”的燕子，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燕子跟往年一样，度过“莓墙”，飞入“金屋”，而人却被莓墙所阻，只能望“金屋”兴叹。这里词人的手法十分高超巧妙，短短十七个字，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情趣的生动图画。画面以小池塘为中心，池塘对岸是一堵长满土花的墙，紧贴墙内露出一座华丽的楼阁，楼阁窗户的帘幕飘动着；池塘这边伫立着主人公，他正翘首抬眼望着飞入“金屋”的燕子，脸上流露出羡慕之色。这幅画不仅形象，且极富戏剧性，有助于读者理解该词的内容和主人公的心态。接下，主人公展开想象，“绣阁里，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一本作“绣阁凤帏深几许？曾听得理丝簧。”“绣阁”，即前面的“金屋”。“凤帏”，绣有凤鸟的帷幕。“深几许”，用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词意，写出不深而似深的景象。有“侯门一入深似海”之意。“曾”，读zēng，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曾，犹争也，怎也。”“曾听得理丝簧”，怎么好像听见弹奏乐器之声，语气表明主人公也许真听见了，也许只不过是他的想象。这为下面进一步展开想象作了铺垫。“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从乐器弹奏声中，主人公想象对方打算通过歌声传达情意，却又耽心应诺了约会无法实践，所以歌未出口就先呜咽起来，只好饮酒浇愁。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词作下片开首二句承上片，主人公更进一步想象对方也正在期待着他。随着时间推移，主人公伫立在池塘旁，见夕阳西下，又见月儿高挂。这时他想象，对方已扮好晚妆，正打开窗户，在月光下等待着他。以上一系列描写，完全是主人公的想象，却将所眷恋女子的情态、活动刻画得维妙维肖，细腻真切，生动感人；也表现了主人公相思之情越来越深切。接下调转笔触写自身，“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白日既不能相会，那就到梦中去追寻吧。可是今晚竟然连梦魂都不能到她身边，可见是最苦了。写至此，主人公似乎已感到绝望，可是他仍执着地问：“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后二句化用刘禹锡“秦嘉镜鉴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诗意，直率地吐露心曲，盼望能互通佳音，重谐和好。“密耗”，即密约。“秦镜”，秦嘉的宝镜。《艺文类聚》卷三二，“秦嘉，字士会，东汉陇西人。为郡上掾，与妇徐淑书曰：‘顷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淑答书曰：‘今君征未还，镜将何施行。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喻指夫妻或男女间的相爱。“韩香”，韩寿从贾充女处所得之香。《晋书·贾充传》叙韩寿与贾充女私通，“时西域有贡奇香，一著人则经月不歇。帝甚贵之，惟以赐充及大司马陈骞。其女密盗以遗寿。充僚属与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后“遂以女妻寿。”结末二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主人公在祈祷：祈求上天，让我们短暂相会有何妨呢！情急渴念迂妄的情态，跃然纸上。
全词叙写一位男子对所爱女子的渴念之情。写法极为别致独特，除上片起首三句写景外，以下全是想象，写来灵活多变，又极有层次；感情随着想象而逐渐加强，最后达到几乎控制不住之境地；由于巧用比喻，刻画细腻和用典贴切，所写虽全是想象，却极其鲜明形象，富于感染。
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一般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自然，所以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开头四句说，人生旅途常有别离不易相见，就像参星商星实在难得相遇。今夜又是什么吉日良辰，让我们共同在这烛光下叙谈。这几句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了诗篇。诗人与卫八重逢时，安史之乱已延续了三年多，虽然两京已经收复，但叛军仍很猖獗，局势动荡不安，诗人的慨叹，正暗隐着对这个乱离时代的感受。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四句是说，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经两鬓如霜。昔日往来的朋友一半已去世，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
久别重逢，彼此容颜的变化，自然最引起注意。别离时两人都还年轻，而今俱已鬓发斑白了。由“能几时”引出，对于世事、人生的迅速变化，表现出一片惋惜、惊悸的心情。接着互相询问亲朋古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何以亲故已经死亡半数呢？如果说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一点时代的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更强烈的暗示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没想到我们已分别二十个春秋，今天还能亲临你家里的厅堂。“焉知”二句承接上文“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人故意用反问句式，含有意想不到彼此竟能活到今天的心情。其中既不无幸存的欣慰，又带着深深的伤痛。
前十句主要是抒情。接下去，则转为叙事，而无处不关人世感慨。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是说，相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倏忽间你的子女已成帮成行。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此番重来，眼前出现了儿女成行的景象。这里面当然有倏忽之间迟暮已至的喟叹。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这四句是说，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老友，亲切的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菜摆上。
这四句写出卫八的儿女彬彬有礼、亲切可爱的情态。诗人款款写来，笔端始终流露出一种真挚感人的情谊。这里“问我来何方”一句后，本可以写些路途颠簸的情景，然而诗人只用“问答乃未已”一笔轻轻的带过，可见其裁剪精炼之妙。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两句是说，冒着夜雨剪来了新鲜的韭菜，呈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从中看到处士的热情款待：酒是让儿子立刻去张罗的佳酿，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这自然是随其所有而具办的家常饭菜，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四句是说，主人感慨见面的机会太难得，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十几杯。一连喝干了十几杯还没有醉意，令我感动你对老友情深意长。
这四句，叙主客畅饮的情形，故人重逢话旧，不是细斟慢酌，而是一连就进了十大杯酒，这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杜甫心情的激动，当然更不待言。“感子故意长”，概括的点出了今昔的感受，总束上文。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末两句是说，明日分别后，又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令人愁绪难断。末两句回应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暗示着明日之别，悲于昔日之别：昔日之别，今幸复会；明日之别，后会何年？低回深婉，耐人寻味。
诗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动荡的旅途中，寻访故人的；是在长别二十年，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这就使短暂的一夕相会，特别不寻常。于是，那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幸存的美好的一角；那一夜时光，就成了烽火乱世中带着和平宁静气氛的仅有的一瞬；而荡漾于其中的人情之美，相对于纷纷扰扰的杀伐争夺，更显出光彩。“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被战乱推得遥远的、恍如隔世的和平生活，似乎一下子又来到眼前。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与故人相伴话旧的一夜，对于饱经离乱的诗人，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啊。诗人对这一夕情事的描写，正是流露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它使读者感到结束这种战乱，是多么符合人们的感情与愿望。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是一种内在的沉郁顿挫。
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