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
上半部分，分析当时不容懈怠的政治形势，阐述开张圣听、内外同法、亲信贤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后主励精图治，迅速改变龟缩于西南一隅的被动局面；下半部分，回顾自己的一生经历，缅怀先帝“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表明此次北伐务求成功的雄心壮志。
前半部分由势入理，起笔峥嵘。表文第一节向后主提出“开张圣听”的建议，可是却从形势叙起，这能起震聋发聩的作用，又能激发继承遗志的感情。表文开笔即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深痛刘备壮志未酬身先死，深诫后人继承父业不可废，以追念先帝功业的语句领起，至忠至爱之情统领了全文．继而以“今天下三分”，点明天下大势，逐鹿中原，尚不知鹿死谁手；复直言“益州疲敝”，自身条件很差，地少将寡，民穷地荒；进而大声疾呼：“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大有危在旦夕之势，如不救亡存国，将会出现国破身亡的惨局，笔势陡峭，峥蝾峻拔。在凸显形势的情况下，垫以“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他们不忘先帝恩德，不改对后主的忠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还是有依傍的，有力量的，有希望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开张圣”，“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的建议，规劝不可“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表文将是否广开言路，从关系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谈，从关系忠于先帝的高度来说，使人闻之谅心，思之动心。如果表文只是一般地申述广开言路的意义，平平道来，邵对一个昏聩愚钝的君主来说，显然是不会有多大触动的。
表文的第二部分，由叙自己生平而至言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也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由人到己，文势跌宕。表文从第一部分的进谏，到第二部分，忽以“臣本布衣”起笔，另入蹊径，别开生面。叙写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情况，历数先帝之殊遇，一是三顾茅庐使之出山效命，一是倾覆之际使之出任丞相，使之由布衣身分一跃而为极位重臣，由躬耕隐士一举而成三军主帅。这一节叙述，好象是逸枝衍蔓，与上下文联系不紧。其实，它与上下文貌分神合，明疏实密。这是因为。第一，追溯二十一年的殊遇，披露感恩戴德之情，说明以上进言纯属忠谏，叫后主听来觉得舒徐入耳。第二，以自身不负先帝殊遇舍命驱驰，作为后主不忘先人之业的榜样，进一步启发后主奋发图强。第三，二十一年不平凡历程，说明创业艰难，激励其不可半途而废，更不能前功尽弃。第四，写出先帝的榜样，不以孔明“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茅庐，事不分大小，悉以咨之，于败军之际，危难之间，仍委以重任，可见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叫后主效法先帝知人善任。第五，表明自己二十一年如一日，竭忠尽智，今后仍一如既往，忠心不改，余力不遗，使后主托之以讨贼兴复之任，且可免因率师北伐，小人进谗而不予信任，坏了大局。诸葛亮的这段叙述，系进一步打动后主的心，乐于接受前面的进言，又是临别时的表白，实有深哀曲意。文章由进言转而为自叙生平，宕开了笔墨，使文势波澜起伏，更为可观。
由叙而誓，推上高潮。表文继叙二十一年遭际之后，续述白帝托孤后的心情、工作，进而表明北定中原的决心。前面的论世、进言，抒情，到此结穴，出师表文的特点由此完全挑明。追言托孤之事，交代这次出师的历史根源，“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说明这次出师的思想基础。“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指出这次出师的物质准备。在充分叙说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警拔爽截，铿铿振响，熠熠生光。《出师表》至此才径言出师，切入本题。前面的进言，是为了保证有出师的条件，中间叙事，是说明自身具有出师条件，至此两线归一，提出宜乎出师，也就如瓜熟蒂落，孕足而娩。
由于此文是奏章，内容是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向刘禅陈述意见，提出修明政治的主张，因此全文以议论为主。由于诸葛亮要让刘禅知道创业的艰难，激励他立志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因而文中兼叙了自己的身世和追随先帝的原因以及以身许国的经过。又由于诸葛亮对刘氏父子无限忠诚，披肝沥胆相待，因而言词充满着殷切期望之情。全文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具体地说，前部分重在晓之以理，后部分重在动之以情。总的是以议论为主，融以叙事和抒情。全篇文字从作者肺腑中流出，析理透辟，真情充溢，感人至深。
此文的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率直质朴，表现恳切忠贞的感情。前人特别指出在六百余字的篇幅里，先后十三次提及“先帝”，七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的大业。全文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每句话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清朝丘维屏说“武侯在国，目睹后主听用嬖昵小人，或难于进言，或言之不省，借出师时叮咛痛切言之。”屈原是在遭谗毁、被放逐的处境中写出《离骚》的，因而采取幽隐诡幻的表现手法。诸葛亮处境跟屈原正相反，但《出师表》感情充沛的特点和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却是一脉相通的，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是和文章的思想内容统一的。此文多以四字句行文，还有一些整齐工稳的排比对偶句式，如“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体现了东汉末年骈体文开始兴起的时代风尚。
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
这首诗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的景物，从视觉和听觉两个角度，扣住“秋天”这特定的节令特点，描绘江上的秋色，情景交融，寄寓深沉，表达出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此诗一、二句两写景，其目的并不在要再现什么秋声秋色，而是旨在以比兴手法，用景衬情：猎猎的西风带来秋的消息，令人心生愁绪，绵绵的江水长流不息，让人顿时产生感触，晚开的花儿飘落，正所谓落红无数，也让人郁郁寡欢。这些景物，都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使人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则题旨非常鲜明地凸现出来：“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特定的季节、特定的景物，触动了诗人的离情别绪：是自己远离故乡、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亲人在外飘泊、时世动乱，勾起了眷怀之恋。整首诗，景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隽的诗韵诗味。
对于离情让横笛吹送的问题，古文学者刘逸生先生有这样详尽的解释：诗人刚和亲人分手，坐上向远方而去的船，看着江上的风光，秋意甚浓，也使满怀离情的诗人更添伤感，忽地不知何处传来笛声，呜呜咽咽的，听的更是心情沉重，而笛声一直没停，让诗人更感折磨，不过，蓦然抬头，原来船已转到乱山的东边，适才与亲人分别的渡口，都已望不到了。这是一种奇特的化虚为实的手法。
江水浩淼无边，江畔红花朵朵，而到了秋季，西风劲吹，水面则起波浪，荡漾连绵，江花也渐次凋谢，脱下了红妆，那岸边或水上的小舟传来横笛声，也就使景色带上了浓浓的秋意，勾起作者的思绪。江水江花、西风横笛，这些特有时令的特定景物，就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的“江上秋意图”，具有鲜明的特色。
诗到宋代，很讲究炼字炼句。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是个著名的例子。从这首诗看，也是如此。因笛声而引起离情，李白就写过他的《春夜洛城闻笛》说：“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仿佛是随口而成，自然明畅；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随这种风格，他一定要把“离情”写成是一种“异化之物”，是能够让风吹着走的。这正是注意了锻炼，让句子显出不寻常的曲拆。
这首诗从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围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况写起。“笑语哗”可以想见当时的热烈情景。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浪盖过一浪。这“笑语哗”体现出了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红岩士女赠梅花”则描述出宴会上同志们互赠梅花表达祝福的动人场景。
梅花傲霜斗雪，绽放严冬的超凡绝俗的高贵品格，历来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就盛赞了梅花的这种高洁品格。再者，梅花还是报春的使者。“为报春信息，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来临。
“举杯互敬屠苏酒，散席分尝胜利茶。”把宴会的气氛推至高潮。宴会上大家举杯欢歌，开怀畅饮，共同表达对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话说：“人逢知己干杯少。”况且平时大家都工作繁忙，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抵掌而谈，自然要借此尽情解放一下。于是飞壶传觞，推杯换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痛饮黄龙府。宴会结束后，大家仍然意犹未尽，一边品茗，一边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新年饮酒的风俗，含有驱除忧愁烦恼，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诗云：“春风送暖入屠苏”。对新生活、新气象的向往都溶入这浓浓甘醴之中。屠苏酒就演变成了吉祥的象征。而胜利茶，据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
这四句诗一面运用层层皴染法描绘出宴会的热烈氛围和乐观场面，一面运用梅花、屠苏酒和胜利茶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艺术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格调明快，发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报国”使语调由欢快转入低沉。一想起大敌当前，蒋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战大计不谐，诗人内心就隐隐作痛，坐卧不宁，从而影响了宴会上的欢快心情。
“精忠报国”来自岳飞之事。据《宋史·岳飞传》记载：“岳飞抗金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后被诬入狱，受何铸审问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是激励岳飞爱国。又宋高宗曾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成锦旗，授与他。后人就用“精忠报国”来纪述岳飞的爱国精神。诗人借以表达自己献身民族大业，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决心的写照。此外，这里还是对蒋介石的婉讽，奉劝蒋不要落入汪伪和日寇设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尘，下场可悲。
“更无乐土可为家”指出国家沦于敌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乐土。诗人青年时代就追随革命，几十年来风风雨雨，颠沛流离，未过一天安稳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评价的：“唯将国作家。”董必武慨天下为己任，昼夜奔波于救国救民之大计。这句诗正抒发了诗人不求一己的苟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悬的豪迈胸怀。
乐土，出自《诗经·硕鼠》：“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乐土可去，而今天诺大的中国竟找不到一块乐土，极言民族危机的深重。抗战大计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驱尽日寇，才能将中华神州变成乐土。当然仅仅赶跑日寇也还不够，还要进而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这里暗示出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怨声载道，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
末尾两句由重庆的载歌载舞引出对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这欢庆佳节之际，诗人想到远方的战友，相隔千山万水，只有遥祝延安日新月异了。
诗人虽生活在重庆，但念念不忘的却是延安。重庆尽管比延安繁华，却是令人压抑的。延安尽管物质艰苦，精神上却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庆繁荣的背后掩盖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地下潜伏的岩浆正汹涌运行。延安虽然遇到暂时的困难，但诗人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终会走出低谷，“为有源头活水来”，而重庆则是连生命的涟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荟萃，人才济济，云集着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亚子诗中所津津乐道的：“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这里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通过对延安出思念，诗人一扫情绪的压抑，重又明亮起来，使全诗在节奏明快中结束。全诗基本采用铺叙手法，写得明白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