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词中的名篇之一，也是张先享誉之作。而其所以得名，则由于词中有“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句。据陈师道《后山诗话》及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引各家评论，都说到张先所创作的词中以三句带有“影”字的佳句为世所称，人们喻之为“张三影”。
这首词调下有注云：“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说明词人感到疲怠，百无聊懒，对酣歌妙舞的府会不感兴趣，这首词写的正是这种心情。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手执酒杯细听那《水调歌》声声，午间醉酒虽醒愁还没有醒。送走了春天，春天何时再回来？
其实作者未尝不想借听歌饮酒来解愁。但在这首词里，作者却写他在家里品着酒听了几句曲子以后，不仅没有遣愁，反而心里更烦了。于是在吃了几杯闷酒以后便昏昏睡去。一觉醒来，日已过午，醉意虽消，愁却未曾增减。张先一想到笙歌散尽之后可能愁绪更多，所以根本连宴会也不去参加了。这就逼出下一句“送春春去几时回”的慨叹来。这里上下两个“春”字，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涵义。上一个“春”指季节，指大好春光；而下面的“春去”，不仅指年华的易逝，还蕴含着对青春时期风流韵事的追忆和惋惜。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上片后三句是说，临近傍晚照镜，感伤逝去的年景，如烟往事在日后空自让人沉吟。
此时已近黄昏，总躺在那儿仍不能消愁解忧，便起来“临晚镜”了。这个“晚”既是天晚之晚，当然也隐指晚年之晚，这同上面两个“春”字各具不同的涵义是一样的，只是此处只用了一个“晚”字，而把“晚年”的一层意思通过“伤流景”三字给补充出来罢了。这件“往事”，明明是可以成为好事的，但由于自己错过机缘，把一个预先定妥的期约给耽误了（即所谓后期），这就使自己追悔莫及。随着时光的流逝，往事的印象并未淡忘，只能向自己的“记省”中去寻求，但寻求到了，也并不能得到安慰，反而更增添了烦恼。这就是自己为什么连把酒听歌也不能消愁，从而嗟老伤春，即使府中有盛大的宴会也不想去参加的原因了。可是作者偏把这个原因放在上片的末尾用反缴的手法写出，乍看起来就像事情的结果，这就把一腔自怨自艾、自甘孤寂的心情写得格外惆怅动人。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下片前两句是说，鸳鸯于黄昏后在池边并眠，花枝在月光下舞弄自己的倩影。
作者未去参加府会便在暮色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的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不料云满晴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刹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吹动，也竟自在月光照耀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居然在一天将尽时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喜悦和无限的美感。这才是在张先的许多名句中唯独这一句始终为读者所爱好、欣赏的主要原因。
“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末四句是说，一重重帘幕密密的遮住灯光，风儿还没有停，人声已经安静，明日落花定然铺满园中小径。
结尾写词人进入室中，外面的风也更加紧了，大了。作者先写“重重帘幕密遮灯”而后写“风不定”，是说明作者体验事物十分细致，因为外面有风，如果帘幕不遮，灯自然会被吹灭，所以作者进了屋，就赶快拉上帘幕。但下文紧接着说“风不定”，是表示风更大了，纵使帘幕密遮灯焰仍在摇晃，这个“不定”是包括灯焰“不定”的情景在内。“人初静”一句，也有三层意思。一是说夜深人静；二是指府中的歌舞场面这时也该散了；三是结合末句见出作者惜花的一片深情。好景无常，刚才还在月下弄影的姹紫嫣红，经过这场无情的春风，恐怕要片片飞落在园中的小路上了。作者在末一句所蕴含的心情是复杂的，春天毕竟过去了，自嗟迟暮的愁绪更强烈了，然而幸好今天没有去赴会，居然在园中还欣赏了片刻春光，否则错过时机，再想见到“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动人景象就不可能了。
上片写作者的思想活动，是静态；下片写词人即景生情，是动态。静态得平淡之趣，而动态有空灵之美。作者未参加府会，便在暮色中将临时到小园中闲步，借以排遣从午前一直滞留在心头的愁闷。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水禽已并眠在池边沙岸上，夜幕逐渐笼罩着大地。这个晚上原应有月的，作者的初衷未尝不想趁月色以赏夜景，才步入园中的。不料云满夜空，并无月色，既然天已昏黑那就回去吧。恰在这时，意外的景色变化在眼前出现了。风起了，霎那间吹开了云层，月光透露出来了，而花被风所吹动，也竟自在月光临照下婆娑弄影。这就给作者孤寂的情怀注入了暂时的欣慰。此句之所以传诵千古，不仅在于修辞炼句的功夫，主要还在于词人把经过整天的忧伤苦闷之后，在一天将尽品尝到即将流逝的盎然春意这一曲折复杂的心情，通过生动妩媚的形象给曲曲传绘出来，让读者从而也分享到一点欣悦和无限美感。
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就遣词造句评论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这已是权威性的评语。沈祖棻说：“其好处在于‘破’、‘弄’二字，下得极其生动细致。天上，云在流，地下，花影在动：都暗示有风，为以下‘遮灯’、‘满径’埋下伏线。”拈出“破”、“弄”两字而不只谈一“弄”字，确有过人之处，然还要注意到一句诗或词中的某一个字与整个意境的联系。即如王国维所举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如果没有“红”、“春”二词规定了当时当地情景，单凭一个“闹”字是不足以见其“境界全出”的。张先的这句词，没有上面的“云破月来”（特别是“破”与“来”这两个动词），这个“弄”字就肯定不这么突出了。“弄”之主语为“花”，宾语为“影”，特别是那个“影”字，也是不容任意更改的。其关键所在，除沈祖棻谈到的起了风这一层意思外，还有好几方面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一，当时所以无月，乃云层厚暗所致。而风之初起，自不可能顿扫沉霾而骤然出现晴空万里，只能把厚暗的云层吹破了一部分，在这罅隙处露出了碧天。但云破出未必正巧是月光所在，而是在过了一会儿之后月光才移到了云开之处。这样，“破”与“来”这两个字就不宜用别的字来代替了。在有月而多云到暮春之夜的特定情境下，由于白天作者并未出而赏花，后来虽到园中，又由于阴云笼罩，暮色迷茫，花的风姿神采也未必能尽情地表现出来。及至天色已暝，群动渐息，作者也意兴阑珊，准备回到室内去了，忽然出人意表，云开天际，大地上顿时呈现皎洁的月光，再加上风的助力，使花在月下一扫不久前的暗淡而使其娇艳丽质一下子摇曳生姿，这自然给作者带来了意外的欣慰。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程垓的《渔家傲》在写作手法上与其他诗词相比，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别具一格的谋篇布局。一般表现男女离别之情的词作，都是以泪洗面，依依不舍的场景描写，扣人心弦。这首词却撇开这些不写，而把描写的场面集中在离人的船上。它通过倒叙，把前夜的聚会，叠印在当日的悲离之中，用当前的相思苦，反衬出以前的相爱之深，从而形成虚与实、悲与欢的对照。这就使得它画面集中，表现深刻。二是独辟蹊径地构想了一个极富表现力的小情节，即在结尾处所写，让残阳传达相思之苦。不过，它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通过落花来传情达意，而仅仅是表现自己的一片真心与痴情，减轻一点相思之痛苦罢了。
上片着意描写与情人分别后船行江中的所见所感。
首三句写春江春雨景色：自己乘坐的小船在烟雨朦胧中行进，到处都是湿湿润润的；燕子在碧绿的江面上纷纷点水嬉戏；两岸的青山若隐若现，倒也可以随意寻认。这些烟雨朦胧中的景物自然是很美的，但又处处暗示出一种忧郁的气氛。“人寂寂”二句也是写景，却更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人寂寂，既指两岸人影稀少，也指自身形影相吊，象离群的孤雁。“落花芳草催寒食”是一种风趣的拟人说法，意即落花缤纷，芳草萋萋，寒食节要到了。古代的寒食节是一个以亲朋友好相聚赏花、游春为主要内容的欢乐的节日。词人于节前离开情人，想必是出于不得已，难免更添几分惆怅。
下片着意表现不堪忍受的相思之苦。“昨夜青楼今日客”二句点明自己何以感到孤寂与忧伤，那是因为前晚还在青楼（泛指妓女所居）与心爱的人儿欢聚，此时却成了江上的行客，这骤然离别的痛苦叫人怎么忍受得了。想借东风把心中的愁云惨雾吹散吧，只因愁恨如山，东风也吹它不动。在百般无奈中，终于想出了一个排解的新法，那就是后三句所写：将岸边、洲头飞来的落花（即残红），小心拾起，写上自己的愁苦，撒向江中。可是流水太急，不知会漂向何处，意中人怎能看到，这些爱情的使者又向谁传递消息呢？言外之意是愁还是愁，怨还是怨，相思仍如春江水，无止无息。这几句显然是由唐人的红叶题诗的故事演化而来，不仅十分自然，其表现力也超过了原故事，实在是一种再创造。
在古代，有许多文人骚客，每当他们遇到不顺心，难以排解的事情时，譬如，科场失意，官运不佳，爱情坎坷，他们便不惜花费许多时间、金钱去青楼寻花问柳，寻求一时解脱。这首词所描绘的就是这种落魄文人的浪漫生活。这种题材在婉约派诗词中很常见，但在写作上，作者颇费心思，没有落入别人的窠臼。
文章起首一段极力描绘“醉乡”中的种种颠倒迷乱情状。从表层意义上看，所谓“醉乡”不过是酒醉后的荒唐情态；但总观全文，便可悟出，作者是以此暗指整个清代社会。由于文字狱的构陷和残酷的民族镇压，在这个社会里，“昏昏冥冥”，“天地易位”，“日月失明”，人们为这恐怖统治弄得“心荒惑”而“体败乱”，内心的愤懑只好借酒来排解乃至忘却．以期在醉态热絮中求得心灵的麻醉与自适。
正因为出于这样一种立意，文章在对“醉乡”作了一番着意描绘之后，便进而改用议论的笔墨对这种处世态度进行分析。饮酒无度，以醉酒来逃避现实，这在中国是古已有之，西晋的刘伶与阮籍等即是如此。他们所以借酒浇愁，其原因便在于“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司马氏篡魏之后，为迫使曹魏旧臣拥戴新政权，承认它的合法性，便滥杀无辜，杀人之多，以致他们的后人东晋明帝司马昭闻之，都吓得“复面箸床”。政治的黑暗和恐怖，迫使土族知识分子纷纷设法全身远祸，“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写西晋意在影射现实，文章极隐蔽地揭示出主旨：产生作者所见“醉乡”的缘由，便是清军入关并建立异民族政权，清代统治者和西晋王朝的统治者一样的凶残。对处于严酷专制下的臣民来说，这完全是不见底的深渊。至此，文章一笔折转，斩钉截铁地说：“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所谓“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倘以祥”不过是一种假象而已，而亡国的苦痛，民族的耻辱是绝不可能真正被忘却的。然后，文章再推进一层，剖析“可以解忧”的说法，“夫忧之可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可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这节议论，激切峻急，纵横恣肆，语语转，笔笔紧，层层推进，剖析入微。
文章第三部分是全文主旨所在，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意在针砭荒惑败乱者，唤醒尚有爱国良知者，称扬那些“不入而迷”者，鼓动人们起来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所以他沉痛呼号：“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社会尽管已是如此，但志节之士依旧大有入在，作者厉声斥骂那些荒惑败乱者为“真醉乡之徒”时，就是号召人们做那清醒而坚定的志节之士。
这篇《醉乡记》和《河墅记》、《芝石记》等一样，都是浑然而一、神气流通的作品。终天不没的浩然正气和独特的结构形式全然混合为一，显得特别完美。为了避免文字狱，作者匠心独运，采用以虚写实的手法，通篇不离“醉乡”，又笔笔都在写现实，写醉乡是虚，写现实是实。既含蓄深沉又痛快淋漓，充分展现出了作者内心既想归隐林泉，又不甘民族沉沦的矛盾和苦痛。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