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
首联“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写出薛师石不求利禄，超乎世俗的情怀。“悠然”，超远之貌，在这里似乎兼有“心远”与“地偏”两重意思在内。结庐之境远隔嚣尘，这是“地偏”；胸襟之中不慕功名，这是“心远”，索居于会昌湖西的薛师石是做到了这两点的。
颔联“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是写这位隐士所从事的事情。看了这一联，会使读者想起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两句：“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隐逸之士，其劳动并非为了糊口，其读书并非为了功名，而都不过是精神寄托而已。试想，耕种累了就读读书，“半耕半读”，这是一种应么充实、自在而又富于情趣的生活。不过诗人这两句与陶渊明的诗句情旨虽同，在句法上却有一点区别。陶渊明的诗句字面本身就透出一种从容、闲适之意。诗人的两句是说：每曰只顾忙着应付种瓜的事还不算，而且要抽出一半儿时间来读书。这“惟应……犹被……”的句式，透着忙上加忙的意思。其实，这里是通过“忙”来写闲的。诗人这里通过种瓜、读书的“忙”，来把薛师石超然遗世的闲适之情巧妙地映带出来了。
颈联“野水应于地，春山半是云”化用姚合《送宋慎言》：“驿路应连水，州城半在云”两句，写的是薛氏瓜庐四周的景色，前一句写湖沼的景象非常贴切，后一句写远处的云山也很传神，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生动的画图。这是一种洋溢着“野趣”的、不带人工痕迹的自然美景，与隐士的情怀是那样的合拍。可以说，此外境本身就是隐士心境的反照。
尾联“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直接抒发诗人对于薛氏瓜庐的感触。““圃”本指种蔬菜，这里指薛师石以种瓜隐居而言。这一联惋惜的慨叹，在诗中起的是“卒章显志”的作用，从而把诗人自己对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正面传达出来。
全诗用典贴切，章法布置有序，读来颇为流畅。
这首词是从闺中人的角度写的，写她想思的愁情难耐，写她痛苦矛盾的心理。
上片写二人总是轻易地分离，且没有任何缘由。“彩云易向秋空散，燕子怜长叹”，是说彩云易散，好景难留。独居深闺盼人归的女子满腹心事，想起欢聚时的温馨和离别时的不舍，她不免一会儿欢喜，一会儿忧愁正满腹心事，却又见北燕南去，直惹来声声长叹，连燕子都觉得自己可怜：“几番离合总无因，赢得一回僝僽一回亲”，虽然每次的离合没有什么原因，但每次却都带来一次伤感，相逢时又更加亲近。
下片首二句写他又一次爽约，连书信都没有寄来。“归鸿旧约霜前至，可寄香笺字”，句中还可以读出些许怨恨，是说当初分别的时候。虽然曾定好霜期之前就会归来，但在回来之前。应该寄封书信来一解自己的相思之苦啊。 “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红蕤欹侧看斜阳”两句是女子的自我安慰之语，看似自我解脱，实透露着无奈和伤感。这是整首词最妙之处，女子愁罢叹罢，忽而觉得自己的情绪有些莫名其妙，于是自我安慰、自我开解一番，索性侧身看那夕阳去。这般极富生活化的场景真实得仿佛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妙趣冲淡了愁苦，感伤中又带着几分难察的俏皮。词的婉转味道因而又平添了几分，这比起说来说去只有“思念”二字的诗词更容易贴近人心。
全词明白如话，短短两片词，闺中女子相思甚苦、愁情难耐的矛盾心理跃然纸上。而这一番小女子的细腻心思、扭捏姿态却出于一个男人笔下，让人不得不感叹纳兰容若的情愫之敏感、体物之细微。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