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此词开头“送人犹未苦，苦送春、随人去天涯”三句下笔点题：暮春送人。二个“苦”字连用，点出送别的悲伤：词人在苏州仓台为幕僚，送别友人是常有的事，还不觉特别悲苦，但在此暮春季节，风雨送春归之时，友人向着天涯远去，心中顿时生出复杂的、莫名的、沉重的悲凉来。而时间偏偏在暮春这样特别的季节，友人和春天一起离去，春惜别之情一同袭来，使得愁苦愈甚。
“片红都飞尽，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三句承上“苦送春”而点染暮春景象：百花都已凋零殆尽，浓密绿叶成阴，暮鸦不停地啼叫，俨然一幅春末夏初图画。其中“都”字下得重，说明春光消失得彻底。“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暗用苏轼《浣溪沙》“连村绿暗晚藏乌”、周邦彦《渡江云》“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乌”、汪藻《点绛唇》“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于酒。”词意。详细刻画出暮春景色，照映了词人惜春伤春之情，恰是“一切景语皆情语”。
“赋情顿雪双鬓”一句写词人因送友去杭而怀念起在杭州的那位姬人，便不禁黯然伤神，双鬓一下子变白，“雪”字的活用更增添了一种动感和速度感。“飞梦逐尘沙”则形象地描写在送友时，词人脑中完全被怀念杭州姬人所占据，魂牵梦绕，心驰神往，想追逐杭姬踪影的心情。这两句表达了词人的伤春复伤别之情。
“叹病渴凄凉，分香瘦减，两地看花”三句写词人与杭姬劳燕分飞，有情人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哀叹自己得了消渴病处境十分凄惨悲凉，杭姬也会因与自己分别而玉容瘦损，想象杭姬此时此刻与自己二人此时此刻两地看花，目送春归，互寄眷念思忆之情，显得情深意远，相思之情甚笃。其中“病渴”是词人以司马相如自况，反映词人暮年悲惨孤独的情怀。
下片开头“西湖断桥路，想系马垂杨，依旧欹斜”三句，写词人送友人去杭时想起了与杭姬往日欢聚时的情景，往日的浪漫情史，深刻印在记忆之中，难以拂去。联系词人的《渡江云三犯》：“千丝怨碧，渐路入、仙邬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西湖旧日，画舸频移，叹几萦梦寐”、《惜秋华·木芙蓉》：“长记断桥外。骤玉骢过处，千娇凝睇。昨梦顿醒，依约旧时眉翠”、《祝英台近·除夜立春》：“归梦湖边，还迷镜中路”等可知词人对西湖旧游的怀恋之深，如今送澹翁友人赴杭，不由地百感交加，浮想联翩。
“葵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三句，词人对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诗意的化用，借以探问杭姬踪迹，从而表达对杭姬的思念与关怀，或希望友人此次去杭代为探寻她的下落。
“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两句，写词人在告别友人的酒宴上，或长亭送别之际，词人情绪十分激动，于是在壁上即兴题题词，抒写内心愁怨。
“但醉上吴台，残阳草色归思赊”两句，写词人在送友之后独自带醉登上姑苏台，看着眼前一片惨淡荒凉的残阳，愁苦也如夕阳下的草一样，渐行渐远还生，不禁发出归欤之叹，生出了不尽的归思，无限羁旅孤况滋味、思归而不得的惆怅也同时涌上心头。
词的上片抒发惜别伤春之情，引出忆旧相思之意。层次清晰，环环相扣，引出“两地看花”的感慨。以“送人犹未苦”、“送春”亦犹未苦，突出了忆别之苦。下片集中写忆旧游、“写深怨”、发“归思”，以思归之叹收尾。“写怨”与上片“赋情”对应。西湖美景依旧，爱姬却已离去。日暮黄昏，身老江湖，无限羁旅孤况滋味，思归而不得的惆怅，一齐涌上心头。
这支小令的题目在诗词里很少见，此曲也不是名篇，但短短三十九字，有故事，有情节，有悬念，堪称妙绝。寥寥几笔，悬念迭起，笔落才发现原来之前全部皆是由美人脸上的一颗痣的联想。
此曲体物细微、尖新奇警。作者在表现“黑痣”时，不是直接介绍它是如何如何样的特征，而是寓形象于比喻。使用比喻也非开门见山，而是借用故事，迂回深入。首先用两句惊异语开头，突出这位佳人之美：“疑是杨妃在，怎脱马嵬灾？”杨贵妃在马嵬坡遭到不幸，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作者设想她脱险了，至今犹“在”，这种想象是非常大胆新奇的。杨贵妃天生丽质，容貌倾国倾城，这又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作者将曲中的女子比作杨妃，题中的“佳人”二字就得到了证实。这一比喻显示了她的美貌，又是为她脸上黑痣的美中不足寻找开脱，可见作者对此题的咏写，是以爱怜为前提的。
大诗人李白在唐玄宗天宝初曾入长安宫廷三年，相传受到隆重的宠遇，写文章时，曾由杨贵妃捧砚，内臣高力士脱靴（后者见于史书，前者则出于传说）。据此，“曾与明皇捧砚来”该作“曾与太白捧砚来”才是，但因李白是奉唐明皇之命写诗的，所以换个说法，其实际意思是曾代唐明皇捧砚，供李白挥毫。这样就使得皇帝和贵妃世俗化、平民化了，并使得杨贵妃向黑痣靠近了一步。“美脸风流杀。”这么一个绝代佳人捧着砚台在旁边伺候着，李白禁不住走了神，饱蘸浓墨，笔头一歪，向她的脸上挥去，“觑着娇态，洒松烟点破桃腮”，这才留下了一颗黑痣。容华绝代的美人的粉面上长着一颗才华横溢的诗人点染而成的黑痣，相互映衬，益增娇态。作者并不把李白写作好色之徒，却借着他的举动，为佳人的黑痣“增重身价”，同时也婉曲地表现出脸部黑痣的特征。“叵奈”二字，兼有惋惜与无奈的意味，这再次说明诗人选上这个题目是为了显露新巧的构思，而没有轻薄嘲弄的用意。
白朴此曲，以一个“疑”字引出，悬念，情节，心理，寥寥几笔，全浮于纸上。其艺术手法主要是采用想象和夸张手法，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表现事物，生动活泼，逸趣横生，反映了作者富艳的才情。
贾岛的《宿山寺》载于《全唐诗》卷五百七十三。首联突出佛寺之高，颔联描写夜景之奇，颈联体现了山顶的高远幽深，尾联烘托出山上环境的幽僻。诗歌风格清幽淡雅，语言精练，尤其是颔联两句突出了诗星炼字的精妙，为后星所激赏。
“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从视觉形象写起：群峰高耸，山，无需多着墨，用一“寒”，其色自青，翠色浮空，透出一片寒意；而“耸”字极神，山高，峰极为挺拔。诗星投宿的寺院就坐落在群峰环绕的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作者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勾画出山寺孤峙高寒的特点。
颔联始见奇笔，“流星透疏水”，星本不动，影落水中，水流而反似繁星流动，流淌中，繁星随水而逝，非是夜空中闪亮划过夜空之流星，空明澄净，引星入胜。最奇者，诗星竟把水分为疏和密，疏而能透，繁星倒影水中，厚密则显浊混，难以透莹光也。诗星之所以称为诗星，其感觉必异于常星的。月本不移，而片云飘移，云行而反似月走，且为两物相逆而行，诗星短短五字，尽也。观察之细致，构想之奇瑰，非一颗敏感之心性不能为之，令星拍案叫绝。这两句的妙处渲染出空山幽寂清玲的气氛，有力地衬托了山寺的凄冷荒寂。
“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从自然景观转星星事议论。“绝顶星来少”，是说山寺因在绝顶而星迹罕至，揭示了山寺的远离市尘。“高松鹤不群”，写独鹤单栖高松之上。鹤为仙禽，青霄遗举，不于鸡鸳为伍，本即离尘脱俗，益以古刹旁之高松，巢在其上，倍显其了无俗气，卓尔不群。松鹤在古典诗文中，常作为高洁与长寿的象征，现在看到松鹤，自然使星想到植松养鹤之星。这就为下面写寺中高僧作了铺垫。
“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两句，写寺中只有一位八十岁高僧，虽然久经春秋，却双足未曾落于尘世，一直与世无争。读到这里，回头再看“绝顶星来少，高松鹤不群”二句，正是展现了具有象征意味的这位僧星的生活环境。推之全诗，可以看出，有此众岫环抱空寂之山，才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有此绝顶孤峙之寺，才有此超然世外之僧；而身临其境，投宿其寺，亲见其僧者，唯有诗星一星而已。如是，诗星的襟怀意趣不言可知。这正是作者立意的高明之处。
全篇一山，一寺，一星，一水，一月，一云，一松，一鹤，一僧，来此一宿，不禁烦襟涤尽，皈依之念顿生。众岫之寒，流星之烁，林木之疏，走月之逆，片云之行，松巢之高，仙鹤之不群，老僧之混沌，契合一体，诗星的笔意，地僻境清，远离俗世，胸襟高洁，超群之致，随手拈来，流露于字里行间，实在令星叹而观止。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中，我们不仅赞叹古汉语用辞之精妙、简练，并且透过华丽的词藻，也可领略作者的文风文采，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的就是作者通过文章体现出来的立场或论点。
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一文，以大家所熟知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事件为题材，对已有的评论予以反驳，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开篇简练，没有过多赘述即阐明自己观点，指出赵国在军事上乃魏国的屏障，赵国灭亡，则魏国亦凶多吉少，由此得出“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的论断，因之，信陵君窃符救赵并无不可。
然而，紧接的第二段笔锋一转，切入作者本人观点：“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作者认为，信陵君之所以救赵，并非为保魏国或其他几国，而只因其姻亲平原君在赵。并由此引出，其实信陵君不仅不为就魏国，甚至他心目中根本没有魏王。接下来，作者又将矛头指向魏王，说明信陵君窃符救赵之计所以能成功，魏王本身也有一定疏漏。文章末尾对全片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指出为人臣的信陵君之罪在于结党营私，目无君主；为人君的魏王之罪在于君权不明，君威不振，才使得臣子有犯罪的余地。运用辩证法对论点详加阐明，使全文无懈可击。
整篇文章构思严谨，逻辑特征鲜明，以驳斥原有论点开篇，一步一步，有条不紊地陈述出自己的论调。不仅如此，更难能可贵的是，全文虽为古文，但词句深入浅出，即使不加注释，也可通篇阅读并把握文章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