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面上看是怀念昔日青楼旧好的词，实际上应是怀念同时遭贬谪的友人。
上片主要写贬谪途中的孤单凄苦及烦乱的心绪。万物勃兴的春天本来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充满希望和信心。但这在身处逆境的作者眼中，却完全失去了光彩，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开头三句写作者目睹春天的到来，感叹时光流逝，担心自己将终老贬所。这自然是悲哀的，因此在他眼中，梅红柳绿的大好春光包就变成“恼人春色”了。但这种烦恼躲不掉，摆脱不开，心烦意乱，伤感倍增，觉得“随云”“逐水”都无出路。最后四句写夕阳含山，暮霭沉沉，身处“一叶扁舟"之上，漂泊茫茫大江之中的孤寂景况。偏偏此时又传来“数声横笛”，这凄厉的笛声实在叫人断肠，无疑给孤寂的“行人”又增添了几分凄凉。
起首第三句谓“行客老沧洲”，有‘归欤’之叹。作者仕途不顺，所以想要归隐沧洲。此时自然界的景色是美好的。“梅吐旧英，柳摇新绿”，与《望海潮》其三“梅英疏淡”、“柳下桃溪”颇为相似；但那时心情舒畅，宛如“金谷俊游”，无意中还跟随他人女眷的车辆走了一段。然而此时由于在贬谪途中，便觉得春色恼人，心中烦乱。“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写的是自汴入淮时的情景。宋朝时汴水在泗州人淮，秦少游《泗州东城晚望》诗云：“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词人在这里举目北望汴京，只见乌云暗淡，其中寓有落第的悲观情绪。而所乘之船入淮向东，又觉流水悠长，不由感到前路迷茫。这一对句，看似工稳，然而按照词谱，却不全部相符合。秦观同门友张耒所作的《风流子》“亭皋木叶下”一首，清万树《词律》作为词的格式，并评价说：“此词抑扬尽致，不板不滞，用字流转可法，真名手也！”张词这一对句是“白蘋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当得上这样的评价。而秦观的“北随云暗暗，东逐水悠悠”，句法一变。前者两句皆为二、三句式，所以让人觉得“用字流转”，后者易为一、四句式，似觉词情拗怒。秦观是填词里手，叶梦得《避暑录话》称其词曰：“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在这里做变化句式，产生拗怒之音的原因大概是心中有一股郁勃情绪在吧！“斜日半山”应当写的是沿淮东去之时，回望泗州南山时所见。此时红日西斜，隐于半山，暮烟四起，笼罩于淮河两岸。直至“数声”二句，才点明身在船上。“数声横笛”，像是从唐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诗“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化用而来，其中寓藏离情，为下阕之张本。
下阕表面上是在回忆在汴京时的恋情。那时他冶游“平康”，曾遇一歌妓。他俩携手都门，无限欢娱。这情境全像杜牧当年一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悻名。”也像他自己在《梦扬州》一词中所写：“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两情缱绻，一朝离别，不免无限思念。自“谁念断肠南陌以下，直至“此恨难休”，皆写对汴京恋人的相思之情。实际上却是追忆了同昔日旧好的深情厚谊，及失去这一切的哀怨，“青门同携手”的欢乐，“南陌”分别时的极度悲伤，西楼中无限的柔情蜜意，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永不再来，思之如梦，念之断肠。接下四句写天地有尽，离恨无穷，和情人今生再难相见，将抱恨终生，极言思念之甚。词人痛苦的心情及眼前凄凉的处境，吉凶难卜的命运，无处诉说！只有那心心相印的情人能理解，因此便“拟待倩人说与”，但这凄惨的境遇让她知道了只能使她忧伤，还是不说吧。这种怜念情人，欲言又止的内心矛盾和苦衷，使意更深、情更切。这正是作者在贬谪途中想和同时被贬的友人联系，而又怕招来祸害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反映。其中化用白居易《长恨歌》中两个七言句，为四个偶句，虽有割裂之嫌，而真情流贯，尚属感人。歇拍二句，稍一宕开，旋即收住，有有余不尽之致。
清人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秦少游《满庭芳》（山抹微云）时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完全可以移作此词的评语。词人屡试不第，落魄归来，只能通过艳情，抒写一腔悲愤。
此词除“北随云”二句外，大体恪守格律。万树《词律》卷二分析此调云：“调中四字四句者，前二段，后一段，作者多用俪语。”秦观也是这样。如同前段“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以及“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除“恼人”二句外，都用骈俪语言，对仗工整，音节浏丽，给人以美感。后段“天长地久”四句按照这样写，却不如之前几句的自然流美，带有人工痕迹。
左思是西晋太康时期（280-289年）的杰出作家。他的诗赋成就很高。《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诗，谢灵运认为“古今难比”，钟嵘《诗品》也列为“上品”。《咏史八首》是左思诗歌的代表作，所以刘勰说：“拔萃于《咏史》”（《文心雕龙·才略》）。
《咏史》诗，并不始于左思。东汉初年，班固已有《咏史》诗，但是，这首诗的写法只是“概括本传，不加藻饰”，而左思的《咏史》诗，并不是概括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借以咏怀。所以何焯说：“题云《咏史》，其实乃咏怀也。”又说：“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此又其变。”（《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认为左思《咏史》是“咏史”类诗歌的变体，其实这是“咏史”诗的新发展。
左思《咏史》诗，抒写诗人自己的雄心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限制，当时出身寒门的有才能的人，壮志难酬，不得已，只好退而独善其身，做一个安贫知足的“达士”。这组诗表现了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的变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中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有理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不平之鸣。
第一首写自己的才能和愿望，可以看做是这组诗的序诗。开头四句，写自己的博学能文。“弱冠弄柔翰”，是说自己二十岁时就舞文弄墨，善于写作文章了。“卓荦观群书”，写自己博览群书，才学出众。这两句实为互体，意思是说：我二十岁时已才学出众了，不仅善于写作，而且博览群书。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由于左思博览群书，才能善于写作，才能“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即写论文以《过秦论》为典范，作赋以《子虚赋》为楷模。《过秦论》，西汉贾谊所作，是其政论中的名篇；《子虚赋》，西汉司马相如所作，为赋中名篇。左思著论作赋以他们的作品为榜样，说明他的见识与才能，颇有自负的意味。
“边城论鸣镝”四句，写自己兼通军事。“鸣镝”乃是战斗的信号。边疆发生战争，告急的文书飞快地传到京城。这里，可能是指公元279年，对鲜卑树能机部和对孙皓的战争。《晋书·武帝纪》：“（咸宁）五年（279）春正月，虏帅树能机攻陷凉州。乙丑，使讨虏护军武威太守马隆击之。……十一月，大举伐吴……十二月，马隆击叛虏树能机，大破，斩之，凉州平。”烽火燃起，诗人虽非将士，可是也曾读过《司马穰苴兵法》一类兵书。他认为自己不仅有文才，而且也有武略，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应该为国效劳。
“长啸激清风”四句，写自己的志气和愿望。诗人放声长啸，啸声在清风中激荡，志气豪迈，东吴哪里放在眼中。他想，一把很钝的铅刀，都希望能有一割之用，自己即使才能低劣，做梦也想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良图”（良好的愿望）。至于什么是诗人的“良图”，“左眄澄江湘”四句，作了具体的回答：消灭东南的东吴，平定西北的羌胡。功成之后，不受封赏，归隐田园。前两句表达的是晋武帝《伐吴诏》中“南夷句吴，北威戎狄”的意思。后两句正是他歌颂的鲁仲连精神：“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就感情言，前者雄壮，后者恬淡，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是统一的，表现了诗人既渴望建功立业，又不贪恋富贵的精神。
还需要提及的是，可以根据“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诸句确定《咏史八首》的写作年代。晋武帝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十一月，大举伐吴，公元280年（太康元年）三月，孙皓投降。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正月，讨伐鲜卑树能机部，十二月，大破之。所以，何焯认为“诗作于武帝时，故但曰‘东吴’。凉州屡扰，故下文又云：‘定羌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可见《咏史》八首写于公元279年（咸宁五年）之前。
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左太冲《咏史》似论体。”但是，诗人的议论是以形象表现出来的，并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恰恰相反，诗中生动的形象和丰富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此诗意气豪迈，情感昂扬，很容易使人想起曹植。曹植诗云：“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白马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曹植为国赴难，建功立业的志愿，都被曹丕父子扼杀了，他郁郁不得志地度过自己不幸的一生。左思“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壮志雄心，被当时的门阀制度断送了，所以，诗人愤怒地向门阀制度提出了控诉。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描写莲花高洁的形象；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评三花，并以莲自况，抒发了作者内心深沉的慨叹。
首句“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
接着叙说“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渊明雅致芬芳，傲然物外的性格，而且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写了唐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甚爱牡丹”的好尚，这几句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让那些人爱其所爱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这几句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官场黑暗，要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而“濯清涟而不妖”，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与这篇小品参照，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这里，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
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首诗用曲折委婉的笔法，表现了作者被贬谪的怨愤和归期难测的愁情。
首联“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二句点题，首句写自己官职卑微，动辄得咎，言外之意，执政者为所欲为，怨愤之情已溢于言表。当时的执政者是张说，他和太乐令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有矛盾，王维是和刘贶同时遭贬的。
颔联“执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写得怨而不怒，表面上为唐玄宗开脱，也说执政者是执法办事，其实是托讽。钟惺说：“持法二字周旋感慨，立言甚妙。”谭元春也说这两句表现得“极忠厚，极不忠厚”，都认为是委婉地点出了唐玄宗是听了张说之言，至有此行。
颈联“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作跌宕之气，由眼前的离别悬想济州的风土情况。
尾联“纵有归来日，各愁年鬓侵”则又进一步表示自己负罪不轻，正当年少，却远愁年鬓之改，邈无归期，慨叹转深。
全诗充分反映了王维对此次获罪被贬的打击心有余悸，然而又并非完全心灰意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