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从赤骠马的神骏落笔。首句用画家难以描绘来虚写一笔，次句用一新奇的比喻来写马的形象：好似一片桃花色的旋风在回旋。“旋风”与“桃花色”构成难以捕捉的形象，从而落实了“画不得”。这是动的描写。三、四两句用名贵的装饰来进一步衬托马的神骏，全用颜色搭配，写得色彩摈纷。这是静的描写；诗的次四句从试骑的方面写马。“尾长”一句从马本身形象写，“自矜”和“百金”两句则分别从骑者的心理和价格的高贵两方面写，都突出了马的不同寻常。“新买时”一句自然引出下文。
以下四句写“新买时”的情景。“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这两句用京城人们的反映对马作侧面烘托。“扬鞭骤急白流汗，弄影行骄碧蹄碎”，这两句则从疾驰和缓行两方面对马作直接描绘。这四句写得很有概括力而又十分形象；京城里的人们仿佛看到：新买的赤骠马穿过京城大街小巷，一会儿扬蹄疾驰，一会儿摇尾缓行，路旁人们无不喧喷称赞。作品就用这种环境把马的神骏突显出来。接着四句又从精心修饰喂养的角度，与众马比较写赤骠马。“独意气”，“偏雄豪”，从马的神态方面写出它的不凡气概。“骑将猎向南山口”以下四句选取了一个特定的射猪场面，以迅疾的狐免，矫健的苍鹰与赤骠马比较，来突出“疾如飞”的赤骠马奔跑的迅捷，“草头一点”，把马的姿态写得轻快而又飘逸。
以上对赤骠马作了尽情描绘，以下八句则转而写卫节度。开始三句对卫节度的富贵加以赞颂，第四句又归结到马上，但不单写马，而是将人与马合起来写：人以马而增辉，马以人而生光，赞扬赤骠马而及于卫节度。诗的最后四切仍将人与马并写，男儿称意，马儿神骏，人马均属不凡。结尾两句则以卫节度和赤骠马双扇作结，扣应题意，预言卫节度将获取更大战功。
这首诗采用铺叙的写法从各个方面极写赤骠马的神骏，其中运用大量比喻和衬托，把骏马写得如在目前；最后赞扬骏马而及马的主人，手法高明。
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这首诗，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作者都是迁谪失意的人，写的同样是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然而，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表现手法及其意境、风格也是迥然各别的。
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他那眷怀故国之情，仍然锲而不舍。他登临北睇，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而是出于政治的向往与感伤。“独上高楼望帝京”，诗一开头，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诗所抒之情，和柳诗之“望故乡”是有所区别的。“鸟飞犹是半年程”，极言去京遥远。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这里，深深透露了依恋君国之情，和屈原在《哀郢》里说的“哀故都之日远”，同一用意。
再说，虽然同在迁谪之中，李德裕的处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柳宗元之在柳州，毕竟还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王叔文的党羽，弃置边陲，不加重用而已。他思归不得，但北归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否则他就不会乞援于“京华亲故”了。而李德裕之在崖州，则是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首领。那时，他已落入政敌所布置的弥天罗网之中。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然会贬死在这南荒之地，断无生还之理。沉重的阴影压在他的心头，于是在登临看山时，着眼点便在于山的重叠阻深。“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这“百匝千遭”的绕郡群山，正成为四面环伺、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人到极端困难、极端危险的时刻，由于一切希望已经断绝，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思想上都有了准备，心情往往反而会平静下来。不诅咒这可恶的穷山僻岭，不说人被山所阻隔，却说“山欲留人”，正是“事到艰难意转平”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诗中只说“望帝京”，只说这“望帝京”的“高楼”远在群山环绕的天涯海角，通篇到底，并没有抒写政治的愤慨，迁谪的哀愁，语气是优游不迫，舒缓而宁静的。然而正是在这优游不迫、舒缓宁静的语气之中，包孕着无限的忧郁与感伤。它的情调是深沉而悲凉的。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