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唱和之作。原诗题意不过是在淮河上航行遇到了顺风，和作好在能另辟新境，立意高远。
首二句意境阔大，感情奔放，“浩荡”写水势盛大，“清淮”写水色澄碧，“天共流”写水天相接，因天色清明，故水天一色，舟中人视之，如水天共流。在这个雄浑的背景上，一一叶扁舟正乘长风破万里浪，驰向远方的故乡。诗人按照唱和诗的习惯，非常巧妙地以“浩荡清淮”和“风送归舟”点了题，同时抒发了顺风乘舟的快感和豪放轩昂的胸怀。
后两句描写浪漫的想象。诗人发愁，因为晚上船不得不停泊在狭窄而吵闹的小港口。结尾笔锋一转，顿生豪情。但愿乘长风万里，破白浪滔滔，驰入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只有在这浩渺辽阔的天地中，诗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自在。全诗现实的描绘和浪漫的想象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感情层层推进，一泻千里，表层流露的是乘风破浪之快意，而深层表达的则是诗人豪迈壮阔的情怀。迹其生平，诗人数次上书朝廷，于朝政无所回避，疾愤群小，屡为佞人所冤陷，其“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故有“吹入沧溟始自由”之想，意即冲破一切人为羁绊，求得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诗人就是这样借江流天地、长风万里、沧溟浩渺来抒写自己豪迈不羁，壮志凌云的自由之情。综上所析，宦海浮沉，人生苦短，诗人不管是贬官降职，流放他乡，还是为人构陷，壮志未酬，不管是路遇不平，前途凶险，还是思有郁结，心灵不展，他们都能够在观照自然，神游天地的审美愉悦中解除痛苦，超越自我。是天地山川赋予他们包容万象的博大胸怀，是江河湖海赋予他们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是自然造化赋予他们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
二、四句明显具有寄托和象征意义。苏舜钦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多次上书言政，反遭保守派诬陷，而时发其愤闷于歌诗。这首诗在痛快淋漓地描述顺风乘舟情景的同时，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表达了对保守派群小的蔑视和对高远理想的追求，显露出诗人高洁的人格和兀傲不群的个性。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