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看似平淡,然而有些地方也颇见精巧。如首句的“隔”字,既交代了室内枕屏、薰炉与绣帷相的位置,更使人生出一种人去楼空、远隔天涯的联想。第三句,杏花明月用来作为春秋季节的特征,并且用拟人的手法赋予它们人的感知,点明只有杏花明月深知作者的相思之苦。这样写,的确为词的意境增添了一分落寞与惆怅。
词的下阕构意佳妙。代为设想爱姬已逝,却不愿信其逝,故着一问句,愈见其恍惚哀恸之态。下面两句更妙,旧日的欢情只有在新梦中重现,正当缠绵悱恻之际,忽然醒来,惟有“枕障薰炉隔绣帷”,此时的悲哀之情可想而知。但作者到此意犹未足,再着力添上一笔,醒来之时,正值黄昏,画帘低垂,雨声沥沥,真是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境界。古人曾说,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如这首词的结句,不仅为全词增添了画意诗情,并且给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象余地,真是所谓词家本色,故能打动悼亡者之心。
纵观全词,词的上片先写悼亡、相思之情,枕障、薰炉、绣帷依然如故,但物在人非。面对有情之物,悼亡之人仿佛看到了昔日爱姬。遐想当年,他与爱姬情之融融,爱之切切。深情所系,爱姬逝去的两年之中,每日情思袅袅,过往的回忆使他无法忘怀,不禁邀请春花、明月与之共语。因这情,花知、月知、天知、地知,如此深切的感情确实哀婉动人。下片写梦中相会,情到深处,悼亡人竟不信爱姬已逝,上天入地苦苦寻觅,但都成空,只好在梦乡重温旧情,而这往日的欢乐,又仿佛别添几分新鲜。这新鲜,是经年之后爱情的一种升华。全词写得真切、自然、哀婉动人。
首句“四征”指诗人曾奔波于多地任职,而句中“东征”是指这次奔赴明州。第二句表明诗人写作此诗之时已经前去四明赴任,该句也呼应了诗歌的标题“初赴明州”。 本诗第三、四两句对仗工整,浓缩概括了明州毗邻大海、岛屿较多、水源丰富等地理特点。 面对仕途波折,作者未发一句怨诽之语,时刻想着国恩未报,一心报国。 且作者到泉州后,坚守职分,积极开展工作,宣言朝廷宽容政策,积极鼓励百姓进行农耕。
“四征惟是欠东征”,作者抱以乐观的态度,在诗人看来,赴明州做官是他完成“四征”的一部分。并且描写了明州地理环境的独特,表现了他对知明州的期望。
“顶踵国恩元未报,驱驰何敢叹劳生”,结合“顶踵”“何敢叹劳生”等词的理解可知,作者对赴明州做官持乐观态度,且有足够信心,也表现了他不抱怨劳苦的命运,一心报国。
“拟将宽大来宣诏,先趁清和去劝耕”,作者对上任已经有了计划,准备宽大宣讲朝廷诏书,趁天气清明和暖,劝导当地耕种,足以见他对治理好明州的信心。作者将不辞辛劳,竭力报效国恩,为国驱驰,而不抱怨波折的仕途和劳碌的命运。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