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是古代一种刻于金石上的押韵文体，多用于歌功颂深与警戒自己。明白了铭的意思，也就明白了题意，作者托物言志，通过对居室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的不陋，“斯是陋室，惟吾深馨”这一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借陋室之名行歌颂道深品质之实，表达出室主人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陋室铭》即开篇以山水起兴，山可以不用高，水可以不在深，只要有了仙龙就可以出名，那么居所虽然简陋，但却因主人的有“深”而“馨”，也就是说陋室因为有道深品质高尚的人存在当然也能出名，声名远播，刻金石以记之。山水的平凡因仙龙而生灵秀，那么陋室当然也可借道深品质高尚之士播洒芬芳。此种借力打力的技巧，实为绝妙，也可谓作者匠心独具。特别是以仙龙点睛山水，构思奇妙。“斯是陋室，唯吾深馨”，由山水仙龙入题，作者笔锋一转，直接切入了主题，看引论铺下了基础。也点出了陋室不陋的原因，其原因是深馨二字。
在此点看出，作者写此随笔是经过反复思考的，绝对不是一时的灵感冲动。绝句可以是灵光乍现，而连接无暇却是平时的功底积累和反复推敲了。四到七句刁难下祭出此文，并将其刻于石上，具有很强烈的针锋相对的性质。从全文的写作手法来看，通篇以“比”的手法一气呵成，而不是烘托。那么“苔痕”和“谈笑”二句究竟在说什么呢？ 青苔在石阶上（照样）绿意盎然，野草在荒地里（依然）郁郁青青。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我刘禹锡在哪里都不改本色，我所交往的都是有修养的饱学之士，没有（你们这些）无学之辈。作者以青苔和野草来比喻自己独立的人格，这是气节的写照，是不屈的宣言。
如果说本文的一到三句是一种铺垫，那么四到七句则进入了真正的对抗。作者以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铮铮傲骨，同时，也对势利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作者借诸葛亮的草庐，西蜀扬子云的玄亭作类比，引出自己的陋室，以及两人为自己的楷模，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样拥有高尚的深操，反映自己以古代贤人自况的思想，同时暗示了陋室不陋。实际上刘禹锡这样写还有另一层深意，即诸葛亮是闲居卧龙草庐以待明主出山。而扬雄呢？却是淡薄于功名富贵，潜心修学之士，虽官至上品，然他对于官职的起起落落与金钱的淡泊，却是后世的典范。作者引用此二人之意，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荣辱不惊、处危不屈、坚守节操的意思。既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又想逢明主一展抱负，若无明主，也甘于平淡的那种志向。这结合作者官场的起起落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结句引用“孔子云：何陋之有？”，引古人之言， 收束全篇， 说明陋室“不陋”。表达了他对当时封建礼教的最高道深品质的追求。用圣人肯定的操守来规范要求自己，也许就是刘禹锡对自己的道深品质的最高要求。这样的结句，不说其中的内容是何种意思，但结合题意，却是妙手天成。因为封建礼教是以儒家的道深标准为最高道深标准的，孔圣人的肯定，也就为他道深品质的论注下了最好的定论，论文当有论据，而引孔圣人言作为论据，无疑在当时是最好的论据，充分而不可辩驳。
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被贬海南凄凉之地感叹时光的易遗，下片写作者回忆普日京都的繁华往事之悲。全词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和亡国的悲哀，情感沉郁、感人至深。
上片“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词人起首即发出感叹，如今身在异地，竟不知时光节序转换得如此之快，等到惊觉时，春色早已催生了小桃枝上的花蕊。“小桃”是桃树的一个品种，在上元节前后开花，由此呼应词题中所言时令。不知不觉又是一年，而在过去的一年中，故土沦亡，自己四处漂泊，此时回望，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恨。
词人此时身处都城建康，却怀着深深的羁旅悲凉情怀，这不仅是因为他离开了故乡，更因为他从此再难回到故乡。半壁江山已沦入他手，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逼得词人发出“天涯海角悲凉地”的忧凄之语。北宋汴京与南宋建康在地理位置上远远称不上“天涯海角”，但江山易主的剧变，以及战火延绵。有家不得归的事实，使词人感觉两者的距离有如天涯海角。
“记得当年全盛时”一句，是作者面对建康上元节时的凄凉景况而生出对过去的怀恋。“记得当年”，回忆北宋过往繁华。词人遥想当年，汴京的上元节是多么盛大热闹，“全盛时”三字，言辞精炼，感情激越，仿佛记忆中的繁华盛景正汹涌而来，喷薄而出。
下片则具体讲述“全盛时”的景象，但词人却并不堆金砌玉，而是以“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这样清空虚渺的意象，暗示当时汴京城的旖旎风情。花影婀娜，月芒如水，宫殿晶莹剔透，飞云绚丽美好，如此美的景致，最终仍是被铁蹄踏碎，一梦成空，令人“回首泪满衣”。
末句“东风”呼应起首“小桃枝”，使词意密合。“分明一觉华胥梦”中“分明”二字，表现出词人梦醒后的清醒，以及意识到这种清醒之后的悲哀。词作开端“那知”、“忽惊”，即流露出如梦初醒的意味。及至一句“记得当年”，又使词人沉浸入过往的“梦境”之中。最后，又因意识到家国残破而从梦中惊醒，不由得泪湿衣襟，难以自已。可见，“梦”在这首词中包含有多层蕴意，既表示词人个人的感情归宿，也用以比喻国破家亡、繁华如梦的苍凉情怀。
词中还运用了回忆对比的手法：以今日之悲凉，对比昔日之全盛；以梦中之欢乐，对比现实之悲哀。这种艺术手法冲破时间、空间的束缚，一任感情发泄，姿意挥写，哀而不伤，刚健深挚，与一般婉约词、豪放词均有不同。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