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首句“客心愁日暮”,起调平稳,而包笼颇大。诗人作客他乡,愁思满腹,虽归心似箭,然归期难卜,唯有在江边目断归舟,留连徘徊而已。时已黄昏,烟霭四起,在山间弥漫,将树色吞没。面对如此景象,使人不能不产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的慨叹。是以“客心”一句,实使“山烟”一句不呼自来,所谓因情生景是也。但是,诗人眼前虽不得归,归期却未必无望,所以他的内心,也不尽是悲凉。“山烟”一句色调太暗沉,于是“江水映霞晖”,诗意又振起。黄昏的江面,放眼四顾,没有比那翻光倒影、绚烂多彩的晚霞,更引人注意了。这晚霞一及江面,一江流动着的,便似乎不是水,而是万匹锦绣。这一句色调明丽鲜亮,正是诗人心中希望的象征。“独鹤”二句的两两相对,机杼又与上二句相同。独鹤凌空,形单影只,则使人生一身飘泊之悲;双凫出浪,相亲相近,则使人生夫妇相聚、举家团圆的向往。不过,这二句与上二句对比手法虽同,但笔致一阔大、一灵动,其趣亦不相同,而分别可喜可玩。诗最后以离乡千里,天寒无衣,凄然作结,回应到首句,则全诗成一浑然整体矣。
这首诗,写景流丽,言情婉转,不作艳词丽句,能以本色见佳。尤其是其中间四句,对仗精切,音调谐婉,缀句连篇,宛如唐律,是全诗最胜之处。即此一斑,亦可知老杜“苦学阴何”之语,实非虚谈,若何逊之诗,真有可学之处。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