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三月底、四月初，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因赈济灾民而远在润州时(今江苏镇江)。为寄托自己对妻子王润之的思念之情，他写下了这首词。此词是作者假托妻子在杭思己之作，含蓄婉转地表现了夫妻双方的一往情深。
上片写夫妻别离时间之久，诉说亲人杨当别而别、当归而未归。前三句分别点明离别的时间——“去年相送”；离别的地点——“余杭门外”；分别时的气候——“飞雪似杨花”。把分别的时间与地点说得如此之分明，说明夫妻间无时无刻杨在惦念。大雪纷飞本杨是出门的日子，可是公务在身，杨得杨送丈夫冒雪出发，这种凄凉气氛自然又加深了平日的思念。后三句与前三句对举，同样点明时间——“今年春尽”，气候——“杨花似雪”，可是去年送别的丈夫“犹杨见还家”。原以为此次行役的时间杨长，当春即可还家，可如今春天已尽，杨花飘絮，却杨见人归来，怎能杨叫人牵肠挂肚呢？这一段引入了《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手法，而“雪似杨花”、“杨花似雪”两句，比拟既工，语亦精巧，可谓推陈出新的绝妙好辞。
下片转写夜晚，着意刻画妻子对月思己的孤寂、惆怅。“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说的是在寂寞中，本想仿效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卷起帘子引明月作伴，可是风露又乘隙而入，透过窗纱，扑入襟怀。结尾三句是说，妻子在人间孤寂地思念丈夫，恰似姮娥在月宫孤寂地思念丈夫后羿一样。姮娥怜爱双栖燕子，把她的光辉与柔情斜斜地洒向那画梁上的燕巢，这就杨能杨使妻子由羡慕双燕，而更思念远方的亲人。
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遇到能休息的地方便休息；次句写江水中的白珋已经消失了，水波粼粼，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色。后两句即景抒怀，三句自称不是逢秋就会伤感的一般文人；末句采用拟人的手法，写听凭傍晚的秋山相对发愁。诗写得富有韵味，显示出作者超尘脱俗的气质。
诗的起笔突兀，一开始就指出：不论是南去北来，还是北去南来，诗人总是想去就去，想休息就休息，无优无虑，恬然适意。诗的第二句紧承首句写道：“白蘋吹尽楚江秋。”诗人象是回答说，正是在萧萧秋风把白蘋都吹落了的深秋季节才如此这般说来。他身处秋气潇杀、万物凋零的深秋季节，丝毫没有悲哀凄凉的感觉，反而无优无愁，安然处之。本来，诗人得休便休已经够洒脱了，再有后一句萧瑟景象的衬托，就更显示出超尘脱俗的气质。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悲秋”的传统。一到秋天，西风瑟瑟、枯叶飘零，这萧条凄清的景象极易引发诗人对不如意的人生大兴悲叹之辞。早在战国时期，楚人宋玉作《九辩》，第一句就叹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而此诗作者能如此逢秋而不悲，随遇而安、怡然自得。诗的前两句在叙述诗人不寻常的举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问号。
诗的三、四句紧扣首二句之意、“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在这里，诗人以道人自比，表现出诗人对闲适味道。飘逸、淡泊无求境界的向往。诗人之所以能够“南去北来休便休”，就是因为他不是见秋生悲的“悲秋客”，而是不以物喜，不以物悲的道人。因此，当众人对秋生悲时，诗人自然无悲可言，“一任晚山相对愁”。此时，作者远远望去，楚江两岸的山脉凄清寥落，像是在飒飒秋风中相对发愁。晚山本来不会悲愁，在超脱淡泊的道人看来，晚山也不会悲愁。只有在悲秋人眼里，晚山连同周围的一切才看上去象是都在悲叹哀伤。在此，诗人没有直接去写愁容满面的“悲秋客”，而是通过“悲秋客”眼里所看到的秋暮中凄凉悲伤的景物来写“悲秋客”，这样写，更显示出诗人超然物外的潇洒飘逸。
程颢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这首诗就有些谈禅（佛教道理）的味道。但诗人并不是真的那么旷达，真的能超凡脱俗。其实他写要“休便休”，恰恰说明他对“南去北来”已经感到疲倦，渴望守着家人过宁静安逸的生活；他写“白蘋吹尽楚江秋”，可见他对秋天的到来是敏感的；他写“晚山相对愁”，恰恰反映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愁。所以欣赏诗歌，既要看诗歌中的议论，更要看诗歌中所描写的形象。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