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