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经过赤壁时,回忆起赤壁之战而写的一首怀古诗,表达了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悲凉之感。
“水军东下本雄图,千里长江隘舟由舻”,诗人以惊人的艺术腕力写出了曹军以泰山压卵之势顺长江东下、睥睨一切的气焰和威势。当时,曹操大军破荆州,下江陵,战船连接千里,旌旗蔽空,投鞭断流,其志在必欲一举击碎东吴,席卷天下,并吞八荒,成就帝王之业。然而,句中着一“本”字,则明白暗示了其骄兵必败,“雄图”终将化为泡影的历史结局。
“诸葛心中空有汉,曹满眼里已无吴”,分述诸葛亮和曹操两个历史人物。“心中空有汉”是说,汉朝国祚将亡,诸葛亮纵然逞其才智,终究也是枉费心机。对句写曹操的狂妄轻敌。
“兵销炬影东风猛”,写曹军的失败。接下来的对句“梦断箫声夜月孤”,则出现一个大跨度的跳跃、转折,作者移宫换羽,诗笔一挥越过八、九百年,联想到大苏泛赤壁的遗事,一种虚空怅惘的情绪随之升腾起来,诗境也由粗放转为凄清。句中“梦断”、“箫声”、“夜月”的意象,全由苏轼《前赤壁赋》一文化出。这一联的两句诗对比强烈,出句尚是千帆争渡,烟焰张天的战争场景,对句却绘出一幅清幽的长江月夜听箫图,如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洞箫声索回飘荡,黯然销魂。
最后诗人从幽思冥想中重又回到使他感兴趣的眼前风物上来:“过此不堪回首处,荒矶鸥鸟满烟芜。”不堪回首是伤感于历史的变迁和现实的荒凉。那些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一世之雄的曹操,足智多谋的诸葛亮,雄姿英发的周郎,“而今安在哉”,就连那月夜泛舟,临风吹箫、放言宏论的苏轼和客子,也早已杳如黄鹤。面对荒矶鸥鸟、哀草寒烟,多情善感的诗人抚今追昔,念往思来,感慨万端。更兼那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坎坷,命运的乖舛……一腔忧思愁绪向谁倾。末句以景结情,作者的百般感触尽在不言中,也给全诗笼上了一层由历史的沧桑感、宇宙的苍凉感和人生短暂渺小的感喟相交织而成的凄怆意绪。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上阕,词人以渐进的手法写主人公独立小楼所见之景。首二句写主人公眼看楼外云散雨住,飞絮牵住蝴蝶飞行的脚步,一派春意阑珊之景,这样美好的景致不禁令人想入非非。接下来,词人马上反跌一笔,“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两句与楼外之景形成鲜明对比,主人公在小楼上,只能望着远处美好的春景,而回看四周,只有冰冷的四壁,感受到的也只有吹来的凉风,流露出主人公心中隐隐的伤感。
下阕首二句续写春色,景情交融:楼外是杨柳青青,暮色冥冥,烟笼翠瓦,楼中人则心有戚戚,笼在心头的是那如烟雾般的愁绪,进而逼出“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两句,暗自警告自己,切莫凭栏望远啊,在这蒙蒙之色中,只能眼见夕阳渐渐低沉,落入远山,而思念的人更在远山之外,望也望不到,只是徒增伤感罢了。结尾两句,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首词以白描手法写主人公在小楼中所见之景,全为景语,但景中含情,情景交融,毫无矫揉造作之气,令人回味无穷。词中之景都是从闺阁中所看到的,伤情之人眼中的景象都是凄迷伤感的,因此“不洗铅华,而自然淡雅。”此词写得十分含蓄,只描写景物而不明确表达其作词之意,很类似于《花间集》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