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前两句诗人用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吐蕃借唐朝内乱乘机攻占河湟的历史事实。萧关当时为河湟与内地之间重要军事关塞。萧关一陷,河湟阻绝,诗中用“隔断异乡春”形象地表明河湟与内地音讯不通,处于西地分裂局面的状况。此处,“春”者,非仅言季节或气候,更是指民族习惯,民族情感而言。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诗中有“春色临关尽,黄云出塞多”,是偏重于对边地气候环境的特征来说的。司空图在“春”字之前,冠上“异乡”,再形容为“隔断”,足见其非仅言河湟气候与内地不同,而是欲为读者指出,处于吐蕃统治下的河湟地区,人们已无法感受唐朝教化,况“蕃音虏曲直难分”,汉人也逐渐蕃化,民族感情亦渐消失,十分让人伤痛啊。句中“一自”和“隔断”包含时间的先后,也是事件的因果,暗含了诗人对分裂局面的沉痛心情。
后两句写诗人对汉儿学胡语感到不幸和痛心。“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写出诗人为之痛心,为之落泪的不幸事实。本来,华夷杂居,彼此感化,是很正常的,亦为史书或诗文所常见。“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胡儿向化新长成,犹自千回问汉王”。都反映了彼此和睦相处的情况。然而,这首诗中诗人所悲叹的是,因为长期沦陷,河湟汉儿已是语言改变,民族情感淡薄。诗人对此痛心嫉首,扼腕叹息。南宋陆游《送范舍人归朝》:“东都儿童作胡语,常时思此气生瘿。”写处于金朝统治的开封,汉家儿童的语言变化,与司空图反映的是同一种情况。
这首诗不重叙事,而在抒发感慨,寄寓情怀。四句中,前半偏重虚写,指出河湟失陷局势;后半采用实写,选用一典型事例作结,引出失地所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又是河湟长期失陷的结果,引人深思。诗人很少运用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来表现情感,但从“一自”、“却”等表时间和转折意义的词中,可以使读者体会到诗人内心强烈的感受。这种悲慨的诗风,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这首诗开篇点题,将时间限定在“重五”(五月初五),将地点定格为“山村”。此时此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有的只是节日的气氛,有的只是淳朴的民风。更何况,石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盛开了呢!此情此景,怎一个“好”字了得!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诗人,今天终于暂时放下了满腹的忧愤,融入了节日的欢快气氛之中。瞧,他先吃了两角的粽子,再在高冠上插着艾枝。然后又按照依旧俗,又忙着储药、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到了晚上,他忙完这些事情,含着微笑喝起酒来了。
从作者对端午这一天的生活的具体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至少从南宋开始,端午就有了纪念屈原和卫生保健的双重内涵。
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由于收拾山河的志向未能实现,只能像辛弃疾那样“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在欢乐中暗藏着多少伤感,在闲适中流露出多少无奈啊!
这首诗语言质朴,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体,那榴花繁多的山村风光,那江南端午的风俗习惯,那字里行间的闲适惬意,浮现在我们眼前,感受在我们胸间。没有装饰,所以诗美;没有做作,所以情真。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写作境界。
这首诗可分为两部分。前六句写“大风”。一二句借佛图澄事言大风将至。佛图澄借铃语来说吉凶,苏轼借铃语来说风兆。第二句是铃语的内容。颠风即狂风,杜甫有“晓来急雨春风颠”句(《逼侧行赠毕曜》)。三至六句写风势。“朝来”应“明日”,写铃语应验,行文扣得很紧。风无形,故借浪以状风大:白浪打着苍崖,又从苍崖倒射于船上轩窗,像雨点般洒在船上。“打”、“射”、“飞”三字,把无形的风写得有声有形,可触可感。“轩窗”已写到船,五六句通过集中写船进一步写风势。大船不敢过,小船任掀舞,通过一大一小,极写风浪的险恶。
后六句写人,写他们一行因风浪太大被迫“留金山两日”。七八句写他自己的态度:“赶到湖州去也没有什么事,在这里逗留几天也没有什么不好,蛟龙掀起汹涌的怒涛难不倒我。”这是一种随缘自适的态度。九、十句写妻孥童仆的态度。他们想快点到湖州,如果“无事久留”,定会受到责怪,此时是因风而留,他们也就无话可说了。最后两句是写灊山道人的态度。苏轼这次由徐州赴湖州,曾先到南都(商丘)看望弟弟苏辙,然后才南下,“至高邮,见太虚(秦观)、参寥,遂载与俱。”(苏轼《跋秦太虚题名记》)可见这时参寥也在船上。后两句说,尽管风浪正掀打着船舱,参寥却正专心地倾听金山寺的木鱼声。反映了僧人不以风浪为意的镇定态度。
此诗前半写景,有声有色;后半写人,风趣幽默。“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全诗正表现了苏轼这种随缘自适、不以风浪为怀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