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晚年在故乡闲居，在这首词里宣称要“做个闲人”，其实，绝对的“闲人”是没有的，因为人们总要用各式各样的行为活动把自己生活的时间填满，那怕他们做的是些“闲事”。就拿这首《点绛唇》所写的内容来说，上山釆药、村店沾酒、湖滨钓鱼、水上行舟，似乎一点儿也没得“闲”。此外，做诗、填词、写文章，恐怕也被陆游列为“闲事”。其实呢，这是天大的正事。作为一名作家， 他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他所处的时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丰厚的精神财富，如此盛事大业，岂可 “闲事”视之。所谓“闲”是相对的，陆游
所说的“闲”，里面还包含着一种对照的关系，把“隐”与“仕”相对照，把山林与朝廷相对照，隐于山林便得闲，仕于朝廷则得不到闲，他的褒贬取舍更是非常明显的。
这首间一开头就提到采药，比较生新，其实，采药也是陆游闲居生活中一项活动内容。他懂得一点中医草药，有个头痛脑热的小病，自己也能处理，所以出行时总要带上一个药囊。对于自己的医道，他颇有自知之明，一抒声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些情况都是从他的诗篇中零星窥知的。他有一首《小疾治药偶书》 （《剑南诗稿》卷八十），诗中把他的医术和“御戎之策”联系起来，说是“御戎虚上策，治疾阙全功”，自己治病缺乏全副的功能，就像在抵御异族入侵的问题上缺乏好办法一样。这个比喻值得玩味，可见陆游的爰国思想随时随地都可能流露出来。
“醉弄扁舟，不怕粘天浪”两句，不只是一般的叙事写景，很可能寓含着比喻象征的意见。酒醉之后，划起小船，航行在波浪滔天的湖面上，却并不感到害怕，这是因为他的船是绝对安全的。对于镜湖来说，大浪接天不是实景而是夸张，是用以比喻“宦海”的风浪险恶。以前，身在宦海之中，升降浮沉，随时有覆舟之险，如今回乡作闲人，已然脱离风险，有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意思。只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明晰，还不能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作者的“不怕”只能是胆子大而已。
《座右铭》是东汉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世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
开篇“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两句可归结为慎言。 “无道人之短”就是不直言他人的短处。儒家将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对于小人的短处，不能说，说了会得罪小人；而对于君子，因为君子能够“吾日省吾身”，能够不断地自省自查自纠，所以不必说：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无说己之长”则是提醒自己不要自我张扬。《道德经》中有言： “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白矜者不长。”“说己之长”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肯定、赞赏，进而获得利益。这种行为与儒家秉持的观念相悖。《论语·学而》有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过分强调自己的优点，就会名过其实，从而与作者所提倡的“无使名过实”相背离。无论是慎言人之短还是己之长，都是要求做人要慎言二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言即慎言。这是守愚的方式之一。此“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与下文“守愚圣所臧”是一脉相承的。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是说施恩于他人不要再想，但接受他人的恩惠要铭记在心。《庄子·养生主》中云： “为善勿近名”，意思是做善事并不是为了博得好的名声。“受施慎勿忘”则是一种感恩意识、报恩观念的体现。两句中都有一个“慎”字，就是要提醒自己要时刻谨记，不可忘却。
“世誉不足慕”与“谤议庸何伤”两句则从荣与辱两个方面阐发作者的思想。无论是赞誉，还是毁谤，都要坦然视之、淡然对之。《道德经》中写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在作者看来，宠辱若惊不可取，为人应该做到宠辱不惊：为此必须要坚持以正确的人生准则衡量自己的得失，审视自己的言行。仁就是这唯一的“纪纲”。
“隐心而后动”，就是要在行动之前先审度自己的心是否合乎“仁”，只有合乎这一标准之后才能行动。 “守愚”也是“唯仁为纪纲”的具体实践。此外，从“在涅贵不淄，暖暖内含光”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守愚并不是指要愚昧无知．作者所说的“守愚”其实只是外表的愚，内心则要追求一种高洁的人格品质、近墨不黑的独立节操。
在做人的方式上，崔瑗强凋外柔内刚，以柔取胜：《道德经》中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犒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一句表明为人太过刚强会招致祸患。
在行为方面，作者要求自己做到上文所说的“慎言”，也要做到“节饮食”。这是因为饮食是物质生活的重要方面，没有节制，便会贪婪争抢而要做到这两点，就要在观念上做到“知足”。
此文在艺术上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在结构上，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显示出戛戛独造的修养和品德来。这样，全文的结构便由这两句一意的单元所组成，颇类似后世律诗的结构。
二是在语言上，采用五言形式。铭文这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开国大典，盖世奇功，往往刻山勒石，以传诸后世。听以它多采用四言形式，以示典雅庄重；叩以《文选》所收铭文为例，前有班固《封燕然山铭》，后有张载《剑阁铭》，都是四言形式。而崔瑗比文，则通篇采用五言形式；确颇独特。其时五言形式，仅在民间流传，汉乐府民歌中比较多地采用这一形式，而文人圈子里则不太多见。前此虽有班固《双咏史诗》通篇一五言，但技巧颇为生疏，“质术无文”（钟嵘《诗品》）。崔瑗采用此式，大概是因为“座右铭”，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显得比较随便；而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崔瑗较注重从汉乐府民歌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