拊循余暇日，珠玉生咳唾。
时维青阳初，天子在左个。
布德顺木令，万国罔不和。
禄食自纷纭，抚字谁最课。
幅员若金瓯，丝发无璺破。
涓溜可摧山，机祸不在大。
中夜登高楼，遥瞻太微座。
乾坤漭寥落，日月飞鸟过。
愤惋空有心，盛时嗟已蹉。
拊循余暇日，珠玉生咳唾。
时维青阳初，天子在左个。
布德顺木令，万国罔不和。
禄食自纷纭，抚字谁最课。
幅员若金瓯，丝发无璺破。
涓溜可摧山，机祸不在大。
中夜登高楼，遥瞻太微座。
乾坤漭寥落，日月飞鸟过。
愤惋空有心，盛时嗟已蹉。
这是一首写春愁闺怨的词。
在这首词中作者抒发因所嫁非偶尔婚后日日思念意中人却无法相见的痛苦之情。开端两句：“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觉和对暮春景象的感受，道出了她的无限伤感之情。“此情”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并未明说，从词的下文及作者婚事不遂意来看，是思佳偶不得，精神孤独苦闷；是惜春伤怀，叹年华消逝。“无限”二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作者此时忧郁心情的浓重，大好春色处处都触发她的忧思；二是表明作者的隐忧永无消除之日，有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势。
接着，作者用行为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愁绪：“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古词曾有“倚遍阑干十二楼”之句与此近似。此句写女主人公愁怀难遣、百无聊赖、无所栖息的情态。“遍”字，写出呆留时间之长。“闲”字，看来显得轻松，实则用意深重，这正表现了作者终日无逅、时时被愁情困锁不得稍脱的心境。她因无法排遣愁绪，只得发出“愁来天不管”的怨恨。此句写得新颖奇特，天，本无知觉，无感情，不管人事。而她却责怪天不管她的忧愁，这是因忧伤至极而发出的怨恨，是自哀自怜的绝望心声。
剥削阶级社会的女子不能自主自己的婚事，常常怨天尤人。《诗·鄘风·柏舟》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写的是一个女子爱上一个青年，她的母亲却强迫她给另一个人，她誓死不肯，呼娘唤天，希望能谅察她的心。朱淑真心中虽也有恋人，但她却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嫁给一个庸俗之徒，故她痛苦的感情比《柏舟》中那个女子更强烈、更深沉。
过片，具体写对自然景物的感喟：“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大好春光，风和日暖，本应为成双佳人享受，可是自己因孤寂忧伤而无心赏玩，全都白白地送给了莺燕，这既表现出对莺燕的羡妒，又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无情。说得何等凄苦！莺莺、燕燕，双字叠用，并非是为了凑成双数，而是暗示它们成双成对，以反衬自己单身只影，人不如鸟，委婉曲折地表现孤栖之情，含蓄而深邃。作者在诗集《恨春五首》之二里写道：“莺莺燕燕休相笑，试与单栖各自知！”造语虽异，立意却同。
末两句进一步表现作者的情思：“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它不但与开头两句相照应，而且隐曲地透露了她愁怨的根源。她在诗中说：“故人何处草空碧，撩乱寸心天一涯。”（《暮春有感》）“断肠芳草连天碧，春不归来梦不通。”（《晚春有感》）由相比可知，她所思念的人在漫天芳草的远方，相思而又不得相聚，故为之“断肠”。全词至此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情思缱绻，荡气回肠，在读者脑海里留下一个凝眸远方、忧伤不能自已的思妇形象。这与晏殊的“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踏莎行》）、李清照的“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点绛唇》），词意相同，但朱淑真写得隐晦，而晏、李说得明朗，敢直言“意中人”、“人何处”，这是因为晏殊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李清照思念丈夫为人情所不能非议，故他们没有顾忌。而朱淑真婚后思念情人则被视为非法，故难以明言。
前四句一气贯串，自由舒卷，超逸绝伦，散中有整，行文自然。首联两句，以雪泥鸿爪比喻人生。一开始就发出感喟，有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的作用，并挑起下联的议论。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飞鸿远去之后，除了在雪泥上偶然留下几处爪痕之外，又有谁会管它是要向东还是往西呢。作者结合生活中的情景发出对人生的见解。用雪泥、鸿爪作喻，较之一般叙事文字直叙人生飘泊不定、匆匆无常要形象、蕴藉得多。根据清人查慎行《苏诗补注》记载，这个比喻是化用《景德传灯录》中天衣义怀禅师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苏轼的比喻非常生动、深刻，在宋代即被人称道，并被作为诗人“长于譬喻”的例证之一。“雪泥鸿爪”这个成语也就一直流传至今。次联两句又以“泥”“鸿”领起，用顶针格就“飞鸿踏雪泥”发挥。鸿爪留印属偶然，鸿飞东西乃自然。偶然故无常，人生如此，世事亦如此。他用巧妙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诸如曾在渑池住宿、题壁之类，就像万里飞鸿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爪痕，接着就又飞走了；前程远大，这里并非终点。人生的遭遇既为偶然，则当以顺适自然的态度去对待人生。果能如此，怀旧便可少些感伤，处世亦可少些烦恼。苏轼的人生观如此，其劝勉爱弟的深意亦如此。此种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符合古代士大夫的普遍命运，亦能宽解古代士大夫的共同烦恼，所以流布广泛而久远。
前四句不但理趣十足，从写作手法上来看，也颇有特色。纪昀评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之本色。”
后四句照应“怀旧”诗题，以叙事之笔，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
五、六句言僧死壁坏，故人不可见，旧题无处觅，见出人事无常，是“雪泥”、“指爪”感慨的具体化。尾联是针对苏辙原诗“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而引发的往事追溯。回忆当年旅途艰辛，有珍惜现在勉励未来之意，因为人生的无常，更显人生的可贵。艰难的往昔，化为温情的回忆，而如今兄弟俩都中了进士，前途光明，更要珍重如今的每一时每一事了。在这首早期作品中，诗人内心强大、达观的人生底蕴已经得到了展示。
全诗悲凉中有达观，低沉中有昂扬，读完并不觉得人生空幻，反有一种眷恋之情荡漾心中，犹如冬夜微火。于“怀旧”中展望未来，意境阔远。诗中既有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又有对前尘往事的深情眷念。
此诗的重心在前四句，而前四句的感受则具体地表现在后四句之中，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先前的积极人生态度，以及后来处在颠沛之中的乐观精神的底蕴。全篇圆转流走，一气呵成，涌动着散文的气脉，是苏轼的名作之一。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