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
这是一首题王宰画的诗，原作没有传世，然而由于杜甫熟悉王宰的人品及其作品，通过他的神来之笔，仿佛为后人再现了这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图，诗情画意，融为一体。
首四句先不谈画，极力赞扬王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他不愿受时间的催迫，仓猝从事，十日五日才画一水一石。只在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后，胸有成竹，意兴所到，才从容不迫地挥毫写画，留下真实的笔迹于人间。这是大家风度，笔墨自然高超。然后诗人进而描写挂在高堂白壁上的昆仑方壶图。极西的昆仑和极东的方壶对举，山岭峰峦，巍峨高耸，由西至东，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纵横错综，蔚为壮观。画面空间非常辽远广阔，构图宏伟，气韵生动，给人以雄奇壮美的感受。“壮哉”一词，表达了诗人观画时的美感体会和由衷的赞叹。此图不是某一山岳的实地写生，而是祖国崇山峻岭在艺术上集中的典型概括，带有中国山水画想象丰富、构图巧妙的特色。
中间五句，杜甫从仄声韵转押平声东、钟韵，用昂扬铿锵的音调描摹画面上的奇伟水势，与巍巍群山相间，笔墨酣畅淋漓。“巴陵洞庭日本东”句中连举三个地名，一气呵成，表现图中江水从洞庭湖的西部起，一直流向日本东部海面，源远流长，一泻千里，波澜壮阔。诗里的地名也不是实指而是泛指，是艺术上的夸张和典型概括。“赤岸水与银河通”和“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凉州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江岸水势浩瀚渺远，连接天际，水天一色，仿佛与银河相通。这里形容水势的壮美，与上面描绘山势的雄奇相呼应，山水一体，相得益彰。“中有云气随飞龙”句，语意出《庄子·逍遥游》：“姑射山有神人，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古书也有“云从龙”的说法。这里指画面上云气迷漫飘忽，云层团团飞动。诗人化虚为实，以云气烘托风势的猛烈，使不易捉摸的风力得以形象地体现出来。笔势自然活泼。在狂风激流中，渔人正急急驾舟驶向岸边躲避，山上树木被掀起洪涛巨浪的暴风吹得低垂俯偃。“山木尽亚洪涛风”，着一“亚”字，便把大风的威力表现得活灵活现。诗人着意渲染风猛、浪高、水急，使整个画面神韵飞动。
以下是介绍这样巨大的艺术魅力产生的原因。诗人进一步评论王宰高超的绘画技巧：“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诗人高度评价王宰山水图在经营位置、构图布局及透视比例等方面旷古未有的技法，在尺幅画面上绘出了万里江山景象。“咫尺应须论万里”，此论亦可看作诗人以极为精炼的诗歌语言概括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特点，富有美学意义。诗人深为这幅山水图的艺术魅力所吸引：“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诗人极赞画的逼真，惊叹道：“不知从哪里弄来锋利的剪刀，把吴淞江水也剪来了！”结尾两句用典，语意相关。相传晋代索靖观赏顾恺之的画，倾倒欲绝，不禁赞叹：“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松江半幅练纹归去。”杜甫在这里以索靖自比，以王宰的画和顾恺之的画相提并论，用以赞扬昆仑方壶图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写得含蓄简练。
这首歌行体诗，写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让读者不知道何者是诗，何者为画，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清代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读老杜入峡诸诗，奇思百出，便是吴生王宰蜀中山水图。自来题画诗亦惟此老使笔如画。”可见杜甫题画诗历来为人称道，影响很大。
诗的前四句总写客舟逢燕。
“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诗人流落湖南不觉得已迎来第二个春天。“新”对“泥”而言。燕子于春季常衔水边湿泥，筑其新巢。“两度新”也就是说诗人在这里已两见燕子衔泥筑巢了。古人与动植物的直接接触远比现代人密切，对动植物的观察也很仔细。他们习惯于根据各种生物的特性，赋于它们不同的象征意义。燕子逐春而生，巢梁而居，所以常常被看作春天的象征，它的鸣叫与飞舞又使人联想到闲适安居的欢乐。杜甫很喜欢燕子，他虽然“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已有十年，但是他始终辛苦经营，像筑巢的燕子一样，为给自己创造安稳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地努力。在这些日子里，体态轻盈的燕子曾伴诗人度过了不少良辰美景，在诗人的佳篇秀句中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形象：“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绝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绝句漫兴》）这一切都生动地留在诗人的记忆中。如今诗人在漂泊无定的时刻又看见了燕子，当然会产生他乡逢故旧的感觉。
“旧人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这两句是对燕子形象的描绘。“旧人故园”，突出诗人对燕子一往深情。“尝识主”，是诗人对燕子的推测。在诗人的心目中，这燕子被看作是往年在故乡同室而居的燕子，它还记着自己的主人，远道来舟中相会，不觉为之一喜。“远看人”既画出了燕子对诗人的同情与疑问，也流露出诗人的无限感慨。在这烟水渺渺之处，前途茫茫之际，诗人无依无靠，独有燕来相就，倍感身世的凄凉。然而，燕纵识主，一叶扁舟，终不似昔日故园的有屋可巢，故尔，燕子既欲亲近，又怀疑豫，只是远远看看。这里的“识”与“看”都写的是燕子的动作、情态，也都涉及诗人。其实这只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诗人眼中看到的燕子的动态，是燕子的人格化，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后四句，对燕自伤。
“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巢居室”是说燕子筑巢于人家，因为南北无定，所以令人可怜。接着就点破怜燕正是哀己。诗人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先是举家徙秦州（今甘肃天水）东柯谷，投奔一个叫佐的侄子。上元元年（760）又往成都去投靠老友严武，卜居浣花溪畔。大历元年（766）又到夔州，在柏茂琳中丞的帮助下定居西阁。十年间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实在和燕子的“处处巢居室”没有两样。如今竟至于无人可依、无地可居，教人叹息。
“暂语船播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那被诗人寄于同情的燕子此刻似乎领会了诗人的意思，“暂语船墙”，向诗人表示同情，但它立即发现这是一只漂流不定的船，不是它应该选择垒巢的“居室”，它忽然又变得漠然无情，随即起而飞去。但是，它又好像舍不得似曾相识的主人，贴水低飞，绕船盘桓，无情而似有情，可爱亦复可恼，终于翻然穿花而逝，给诗人留下空虚、惆怅和寂寞，诗人不觉老泪横流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燕子来舟中作》是杜集中最后一首七律，可以看作诗人临终的哀鸣。在这首诗里，深沉真挚的人性借轻盈的燕子的形象表达出来，朴实、亲切而感人至深。这“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形象，经宋代晏殊的点化，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历代唐诗和杜诗的选本都很少选这首诗。其实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低于为人们所称道的《秋兴》、《咏怀古迹》诸篇。传统的欣赏标准是无一字无来处，是一饭之间未尝忘君。而这首诗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无一字有来处，在于把深情厚意寄托在一只微小的燕子身上。它完全不同于那些从概念出发的、以物喻理的咏物诗。也不同于那些摹拟象貌、堆砌典故的咏物诗，诗人在这首诗里完全摆脱了机械的比附，不刻意于追求外形的相似，而是抓住事物最突出的特征，通过内在联系，把人的感情赋于物，使物我达到契合无间的境界，这就是深沉的寄托—杜诗沉郁风格的另一特点。在这首诗中，诗人眼中隐藏着燕子的多情，燕子的眼中又隐藏着诗人的不幸，燕子与诗人的差别仿佛在诗中消失了，从整个画面中只能发现那倾诉不尽的辛酸、诗人颇倾的形容，以及一颗苦难的心的低语。杜甫之所以为大诗人，正在于他对人生的悲欢离合、甘苦哀乐感受得深刻而真切，善于敏锐地捕捉那些最感人的形象，并细致人微地再现它们。而善于描绘自然万物的诗人，同时也就是技艺高超的自画像大师，他一草一木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