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中所写的丝纶阁、钟鼓楼，既表现了宫廷的特色，也指出了诗人“独坐”的原因是正在宫中值班。黄昏的皇宫是一个寂静的世界，令人感到沉闷而百无聊赖，仿佛时间的流逝也变得缓慢。但是按照规矩，值班的官员不能四下走动，这更将诗人困在了一个相对局促的环境里。在诗中所描绘的这一天，诗人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公务，只有看看鲜花，听听刻漏声，打发着这空虚无聊的时光，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在这首诗中，诗人隐约地表达出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枯燥工作的失望，并通过对宫廷环境的描写，影射了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进而表达了对此的不满。
“独坐黄昏谁为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的诗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人通过这样不乏幽默的语言，对自己寂寞的心情加以安慰，也嘲讽了宫廷生活的空虚无聊。一个“对”字，描绘出了诗人与花“相看两不厌”的情景，将诗人独自一人、无人相伴的情景烘托得更加生动，也将诗人闲坐无所事事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传神，使诗句更有情趣，充分地展现了诗人遣词造句的功力。
全诗描写诗人当值丝纶阁，因无事闲坐而觉得刻漏声长，因寂寞无伴而端详紫薇花，又因端详紫薇花而感到更加寂寞，字句浅白、叙事清晰、说理明白，这正是白诗最大的特点。
如果将这首诗与周必大的《入直召对选德殿赐茶而退》、洪咨夔的《直玉堂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都写了宫禁的静穆以衬托皇宫的庄严，都写了紫薇花以突出翰林院、中书省的工作性质，都表达了几分得意之情，以显示受到皇帝的恩宠是很荣耀的事。则此类诗的写作缺乏创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富于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
诗的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
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一开头就巧妙地把采莲少女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说女子的罗裙绿得像荷叶一样，不过是个普通的比喻；而这里写的是采莲少女，置身莲池，说荷叶与罗裙一色，那便是“本地风光”，是“赋”而不是“比”了，显得生动喜人，兼有素朴和美艳的风致。次句的芙蓉即荷花。说少女的脸庞红润艳丽如同出水的荷花，这样的比喻也不算新鲜。但“芙蓉向脸两边开”却又不单是比喻，而是描绘出一幅美丽的图景：采莲少女的脸庞正掩映在盛开的荷花中间，看上去好象鲜艳的荷花正朝着少女的脸庞开放。把这两句联成一体，读者仿佛看到，在那一片绿荷红莲丛中，采莲少女的绿罗裙已经融入田田荷叶之中，几乎分不清孰为荷叶，孰为罗裙；而少女的脸庞则与鲜艳的荷花相互照映，人花难辨。让人感到，这些采莲女子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竟是荷花的精灵。这描写既具有真切的生活实感。
第三小分句“乱入池中看不见”，紧承前两句而来。乱入、杂入、混入之意。荷叶罗裙，芙蓉人面，本就恍若一体，难以分辨，只有在定晴细察时才勉强可辨；所以稍一错神，采莲少女又与绿荷红莲浑然为一，忽然不见踪影了。这一句所写的正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莫辨，是耶非耶的感觉，一种变幻莫测的惊奇与怅惘。这是通常所说“看花了眼”时常有的情形。然而，正当踟蹰怅惘、望而不见之际，莲塘中歌声四起，忽又恍然大悟，“看不见”的采莲女子仍在这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之中。“始觉有人来”要和“闻歌”联在一起体味。本已“不见”，忽而“闻歌”，方知“有人”；但人却又仍然掩映于荷叶荷花之中，故虽闻歌而不见她们的身姿面影。这真是所谓“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崔国辅《小长干曲》）了。这一描写，更增加了画面的生动意趣和诗境的含蕴，令人宛见十亩莲塘，荷花盛开，菱歌四起的情景，和观望者闻歌神驰、伫立凝望的情状，而采莲少女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欢乐情绪也洋溢在这闻歌而不见人的荷塘之中。直到最后，作者仍不让画的主角明显出现在画面上，那目的，除了把她们作为美丽的大自然的化身之外，还因为这样描写，才能留下悠然不尽的情味。借助动词，展现采莲女在荷塘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人花难辨，花人同类的生动画面，表现出采莲女天真浪漫、朝气蓬勃的性格。
这首诗首联写景，诗城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颔联写对屈原的劝慰之辞，蕴涵了悲愤及同情；颈联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想像作结。全诗沉郁而清幽，笔力曲折，言议透辟。
此诗首联以写景兴起。“平远江山极目回，古祠漠漠背城开。”伫立平旷辽阔的楚国旧地，放眼望去，但见江流蜿蜒，远山逶迤；由远及近，渐渐地收回目光，却看到古老的三闾祠，萧条冷落，背城而立。作者面对荒芜寂寥的眼前风物不禁感慨万端，一种故宫黍离之感，油然而生。
触景兴怀，作者自然地联想起诗城的平生遭际，屈原以光明正直存心国家民族的忠贞之士，竟至落入谗言的深海而尽忠无路报国无门，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可谓千古奇冤“国无城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这是诗城泣血的深慨和绝望的浩叹。然而在颔联，作者并未直接抒写对诗城悲剧城生的同情嗟叹，却转而生发出这样的议论：“莫嫌举世无知己，未有庸城不忌才”意谓用不着嫌怨举国难觅知音。诗句表面上是对屈原的劝慰之辞，实则蕴涵了更为深广的悲愤及对诗城无限的同情。
“放逐肯消亡国恨？岁时犹动楚城哀！”颈联是一个转换，正面抒写对诗城的沉痛惋惜之情。这二句说，即使被放逐，都不能消除亡国之恨。至今逢年过节，楚地的城们仍要崇祀屈原，表达无尽的哀思。史载，屈原在怀王朝和顷襄王朝曾两度被放逐。此联首句用反问语气，十分强烈地表现了屈原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然而，其志向理想可“与日月争光”的屈原是不死的。千载而下，诗城屈原的悲剧命运犹自动城哀伤，足见其高洁的志行感城至深。
“湘兰沅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尾联仍回到现实的景物中来，并以一个浪漫的美丽想像作结：“湘兰元芷年年绿，想见吟魂自往来。”湘、沅、兰、芷，都是屈原诗篇中经常味叹的楚地风物。这二句说，兰蕙和白芷年年绿遍沅湘两岸，沁芳吐艳，屈原的灵魂定会眷怀故地常来常往。
这首七律写得沉郁而清幽，既表现了屈原的悲愤也抒发了作者的哀深情。通观全篇，开头以写景生发，触起遐思由作者眼中屈原祠的冷落，自然地引入对屈原平生遭际命运的慨叹。中间两联论事，笔力曲折，言议透辟，而不乏情韵。末二句则与首联相呼应，对眼前景物忽发奇思，设想吟魂犹在，徜徉沅湘。由此见出作者情意之真切运思之灵妙。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