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岳峰远碧》，是王夫之《潇湘十景词》之六。这之前，他曾写过《潇湘小八景》和《潇湘大八景》。潇湘，是湘江的别称，因其深且清而得名。《湘中记》云：“湘川清照五、七丈，下见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岩若朝霞。”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长期活动于湘水之滨，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不但有细致的观察，而且有极深厚的感情，因而他笔下的湖南山水，自然优于他省他乡的墨客骚人。
“岳峰远碧”，就是从远处看苍碧的岳峰。作者在本词小序中云：“自衡阳北三十里至湘潭南六十里，岳峰浅碧，宛转入望。”岳峰，即南岳衡山。山在衡山县西，湘江流经其东，可俯瞰湘江。山势雄伟，有七十二峰，以祝融、天柱、芙蓉、紫盖、石廪五峰最为著名。词中所描述的“碧藕”，即芙蓉峰。
上片写的是泛舟湘江望中所见。“见说随帆瞻九面”，早就听说在曲折的湘江上航行，可以望见衡山各个不同的侧面。湘江从衡山东侧逶迤至株州，然后折而向西，至湘潭南六十里，再折而向北。所以，在这一段航程中，可以从东、西、北等多角度看岳峰。《水经注》载渔歌云：“帆随湘转，望衡九面。”“碧藕花开，朵朵波心现。”写苍碧的芙蓉等峰，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中，像朵朵盛开的莲花，在波心隐现。传神地画出了一幅湘江衡岳倒影图。“晓月渐飞金碧颤，晶朵返射湘江练。”清晨，天际残月渐渐隐去；衡岳群峰披上朝霞，峰间飞瀑流泉，返射颤动着的阳朵，与素练般的江水，交相辉映，组成了一片飞动的神奇世界。画面极美，让人倾倒。
下片写云雾中的衡岳山峰。在旭日飞升时，变幻莫测的“迷云生绝巘”，将岳峰挺拔多姿的身影，掩盖起来了。作者由此展开了丰富、奇幻的想象：首先假定这隐去“绝巘”的“迷云”，是有人“遣”来的，“迷云”的“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行动。然后询句，这“迷云”是谁遣来的呢？作者从两方面作了回答：
一、“苍水仙踪，雾锁灵文篆。”呵，这迷云的兴起，原来是为了掩盖苍水使者的仙踪，封锁灵文古篆。《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伤父功不成，乃于衡山血马祭之，仰天而啸，夕梦一人，自称元夷苍水使者，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焉。禹乃斋，遂获金简玉字之书，知治水之要，其功乃成。”又《衡阳县志》载，衡阳城北有岣嵝峰，上有石碑，字如蝌蚪文。
二、“帝女修眉愁不展，深深未许人间见。”这迷云的兴起，是为了掩盖帝尧二女的倩影，不许人间看到娥皇、女英修长的愁眉。自古有将远山喻修眉的用法。又晋张华《博物志》载：“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于苍梧之野)，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
上片写得十分明快，描绘衡山至湘潭一段湘江，山如莲花，水如素练，雅淡高洁。其境界令人流连，其神韵令人景仰。下片转入迷离凄惋的叙述，如悲似怨、愁苦哀伤，感情激荡。上片写的是乐景，下片抒的哀情。这强烈的哀乐对比，用心何在？龙榆生先生有一段话，也许可作回答：王夫之“窜伏穷山，四十余年，一岁数徙其居，故国之戚，生死不亡”(《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词中是否有亡明之戚呢？见仁见智，惟读者自省。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