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上片首句谓字宙广大悠久、无穷无尽。作看如此下笔,表明“我”要以审视千古的哲人眼光来述说人生。次句谓侧身人世,苦痛便与生俱生,等于走错了路。中国古人习惯,以“右”为正、为尊,以“左”为错、为卑。用《红楼梦评论》中的话说,“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乃是“一时之误谬”。这就为“人”侧身人世定下了悲观基调。“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人,侧身人世便是苦痛,要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说:“我”所占有的空间,仅如容身的小船,因而只好允许自己忍苦求生,逆来顺受。由小“我”而推论大我:芸芸众生,挤挤嚷嚷,周折回旋,只是为了存活,那很可哀。
下片接着写道“聊复浮生,得此须臾我。”人类重复地繁衍后代,“我”得到了短促的生命。言外之意,“我”在苦痛折磨中,也日渐走向死亡。由此观察人世,人生如逝水,流向东海不复,岂不可哀。怎么打发这可哀的人生呢,作者以形象答复读者:“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乾坤大”一句与上片起句“厚地高天”相照应,又表明作者以宇宙之广大、悠久来与“我”并提,显得“我”之卑微与速朽。“乾坤大”为叶韵句,但应与下两句连读,不应句断。“乾坤大”充满叹息意味,叹“我”乃“须臾”之物,又领起下两句。
这首词,上片下片的前两句,皆以诗化的思辨语言陈述,后两句或三句,则描绘形象,有直观性。这样写,好处在于仅用四十一个字,便可按照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说明如此人生;缺点在于形象化不足,直观性不强。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这首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深切感人。
全诗大致可分为三段,也可以说是三层,但是这三层并不是平列的,而是一层比一层深,一层比一层高,而且每一层当中又都有曲折。这是因为诗中人物的心情本来就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从“兔丝附蓬麻”到“何以拜姑嫜”,主要是写新娘子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是刚过门的新嫁娘,过去和丈夫没见过面,没讲过话。所以语气显得有些羞涩,有些吞吞吐吐。这表现在开头两句:“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新嫁娘这番话不是单刀直入,而是用比喻来引起的。这很符合她的特定身份和她这时的心理状态。兔丝,即“菟丝”,是一种蔓生的草,常寄生在别的植物身上。“蓬”和“麻”也都是小植物,所以,寄生在蓬麻上的菟丝,它的蔓儿也就不能延长。在封建社会里,女子得依靠丈夫才能生活,可是现在她嫁的是一个“征夫”,很难指望白头偕老,用“菟丝附蓬麻”的比喻非常贴切。“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是一种加重的说法,这位新娘子之所以会伤心到这步田地,“结发为君妻”以下的八句,正是申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结发”二字,说明这个新娘子对丈夫的好歹看得很重,因为这关系到她今后一生的命运。然而,这洞房花烛之夜,却就是生离死别之时,头一天晚上刚结婚,第二天一早就得走,连床席都没有睡暖,这根本不像是结发夫妻过的生活。“无乃太匆忙”的“无乃”,是反问对方的口气,意即“岂不是”。如果是为了别的什么事,匆忙相别,也还罢了,因为将来还可以团圆,偏偏丈夫又是到河阳去作战,将来的事且不说,眼面前,媳妇的身份都没有明确,妻子也就无法去拜见公婆、侍候公婆。古代婚礼,新嫁娘过门三天以后,要先告家庙、上祖坟,然后拜见公婆,正名定分,才算成婚。“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两句,点明了造成新婚别的根由是战争;同时说明了当时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守边”战争。从诗的结构上看,这两句为下文“君今往死地”和“努力事戎行”张本。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广大地区沦陷,边防不得不往内地一再迁移,而此时,边境是在洛阳附近的河阳,守边居然守到唐王朝自己家门口来了,这不能不让诗人感到十分可叹。所以,这两句也是对统治阶级昏庸误国的讥讽,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种“婉而多讽”的写法。
第二段,从“父母养我时”到“形势反苍黄”。新娘子把话题由自身进一步落到丈夫身上了。她关心丈夫的死活,并且表示了对丈夫的忠贞,要和他一同去作战。“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当年父母对她非常疼爱,把她当作宝贝似的。然而女大当嫁,父母也不能藏她一辈子,还是不能不把她嫁人,而且嫁谁就得跟谁。“鸡狗亦得将”,“将”字当“跟随”讲,就是俗话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是新婚之时,“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丈夫要到那九死一生的战场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她就不能再依靠谁了。想到这些,这让她沉痛得柔肠寸断。紧接着,新娘子表示:“我本来决心要随你前去,死也死在一起,省得牵肠挂肚。但又怕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要把事情弄得糟糕,更复杂。军队里是不允许有年轻妇女的,你带着妻子去从军,也有许多不方便,我又是一个刚出门的闺女,没见过世面,更不用说是打仗了。真是叫人左右为难。”这段话,刻画了新娘子那种心痛如割、心乱如麻的矛盾心理,非常曲折、深刻。
诗的第三段,是从“勿为新婚念”到“与君永相望”。在这里,女主人公经过一番痛苦的倾诉和内心剧烈的斗争以后,终于从个人的不幸中、从对丈夫的关切中,跳了出来,站在更高的角度,把眼光放得更远了。“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她一变哀怨沉痛的诉说而为积极的鼓励,话也说得痛快,不像开始的时候那样吞吞吐吐的了,她决定不随同丈夫前去,并且,为了使丈夫一心一意英勇杀敌,她表示了自己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这爱情,是通过一些看来好像不重要,其实却大有作用的细节,或者说具体行动表达出来的。这就是“自嗟贫家女”这四句所描写的。新娘说,费了许久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备办得一套美丽的衣裳,现在不再穿了。并且,当着丈夫的面,她这就把脸上的脂粉洗掉。丈夫走了以后,我更没心情梳妆打扮了。这固然是她对丈夫坚贞专一的爱情的表白,但是更可贵的,是她的目的在于鼓励丈夫,好叫他放心地、并且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去杀敌。她对丈夫的鼓励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把幸福的理想寄托在丈夫的努力杀敌、凯旋归来上面,才有实现的可能。应该说,她是识大体,明大义的。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这四句是全诗的总结。其中有哀怨,有伤感,但是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强烈、显著,主要意思还是在鼓励丈夫,所以才说出“人事多错迕”,好像有点人不如鸟,但立即又振作起来,说出了“与君永相望”这样含情无限的话,用生死不渝的爱情来坚定丈夫的斗志。
《新婚别》是一首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结合的作品。诗人运用了大胆的浪漫的艺术虚构,实际上杜甫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去偷听新娘子对新郎官说的私房话。在新娘子的身上倾注了作者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新婚别》又具有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特点,诗中主人公形象有血有肉,通过曲折剧烈的痛苦的内心斗争,最后毅然勉励丈夫“努力事戎行”,表现战争环境中人物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丝毫没有给读者勉强和抽象之感,而显得非常自然,符合事件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并且能让读者深受感染。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新婚别》的一大艺术特点。诗人化身为新娘子,用新娘子的口吻说话,非常生动、逼真。诗里采用了不少俗语,这也有助于语言的个性化,因为他描写的本来就是一个“贫家女”。
此外,在押韵上,《新婚别》和《石壕吏》有所不同。《石壕吏》换了好几个韵脚,《新婚别》却是一韵到底,《垂老别》和《无家别》也是这样。这大概和诗歌用人物独白的方式有关,一韵到底,一气呵成,更有利于主人公的诉说,也更便于读者的倾听。
这首《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姜夔效法辛弃疾词而又不失自己特色的一篇佳作。
公元1204年(宋宁宗嘉泰四年),抗金老将辛弃疾由浙东安抚使被派知镇江府。其秋,写下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姜夔此阕,即步稼轩原词之韵以和。二词同是就登北固楼事而生感之作,但主题思想与表达方式有异。辛词怀古伤今,自抒其满怀忠愤。姜词则借古人古事以颂稼轩,通过赞扬稼轩来寄寓自己心系国家兴亡,拥护北伐大业的政治热情。此词最可贵之处,在于反映了北方人民盼望统一的迫切心情,并激励老年的辛弃疾努力完成收复中原的重任。
词的上片,由楼前风景起兴,引出抗金英雄辛弃疾独当一面、统率千军万马的高大形象。起三句,言江山没有什么变化,而往古英雄已经作古。言外之意是,当前国家急需英雄以御外侮、以图中兴。这个意思与辛词开头略同,但写法与意境各异其趣。辛词起三句出语豪壮,不重写景,直呼古人,以见本怀。姜词这里却用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偶句写出此间的情境。“云鬲迷楼”,写望不见江北云雾遮隔的扬州:“苔封很石”,点北望所在之地的北固山。很石为刘备孙权共商抗曹大计之处。点处英雄遗迹,自有它的深刻涵意。白石十分注意不蹈辛弃疾的词的老路。在情景交融的含蓄境界中别饶雄浑隽永的韵味。接下来三句:“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处来去。”承上而来,写古代英雄往矣,只有秋烟中的征骑、寒潮中的船只,仍然年复一年处自来去。这里的意思与辛词同位句“舞榭”三句也略同,都是寓江山寂寞、时势消沉之慨,但在具体写法和风格特征上却不遗余力。辛词此处正面吊古,写已经消失的事物,笔力雄大,感慨从语气中直接流露,显得悲壮而沉郁;姜词此处却出以侧笔,写楼前景致,借千古长有之物反衬已逝的人事,暗寓感慨于言外,显得凄婉而处灵。姜词之学稼轩而善于变化,于此可见一斑。通过这一番不胜今昔之感的慨叹,呼唤当世英雄的主题就可水到渠成地展现了。
如果说,辛、姜二词的前六句怀古之意相近,而表现手段不同,那么,它们的下文就只是保留风格上的某种一致,而在内容上和抒情意象的塑造上却都自成一体,各具审美意义了。辛词的下文,继续怀古,以南朝刘宋之初两代皇帝北伐的成败,来鉴诫当前,表达自己的政见,并于篇末透露自己处具北伐壮志的悲愤。辛词的基本点,是利用典故含义来寄寓本怀。
而姜夔此阕的下文,虽也多次运用历史典故,其用途却在于塑造自己所崇敬的当代英雄——辛弃疾的形象,并在这个众望所归的英雄豪杰的形象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从“使君心在”以下至篇末,中间虽有上下片的界限,但在内容上却只是一个大段落,一个大层次,全是歌颂辛弃疾其人。“使君”三句是说:辛弃疾长期罢官闲居,本已热爱上了青崖绿嶂的田园生活,但政局的变化,国家的需要,使得他被委派到京口这个北疆门户来坐镇,无法遂其隐居之志了。这里既赞颂了辛弃疾的高风亮节,又隐隐约约地表示了对他长期被投降派顽固势力排斥打击的不平。上片末二句,承“北门留住”而来,描写辛弃疾在镇江练兵备战的赫赫军威。上句用东晋桓温“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的话(见《世说新语·捷悟》刘注引《南徐州记》),切地切人又切事,可谓融化不涩,体认点题;下句以军旗之图案暗示辛弃疾部下将士的勇武,和这位主帅本人的治军有方。过片三句,进一步热烈的推崇、赞颂辛弃疾,把他比为致力北伐大业、为国事鞠躬尽瘁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认为南宋要收复中原,非辛弃疾莫属。这三句赞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南宋有识之士对辛弃疾的公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辛弃疾的才德堪与古代最杰出的将相比肩,如陆游《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云:“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刘宰《贺辛待制知镇江》云:“某官卷怀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姜夔这种坚信辛弃疾有惊人胆略才干、能使北伐成功的褒扬之辞,与稼轩原词下片借古讽今、反对无准备的北伐的那三句遥相呼应,深得唱和之旨。
接下来,“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三句,又把笔墨移到京口的远景上来。东晋桓温拜征西大将军,北讨苻秦,以及后来刘裕北伐中原之时,京口地区都是兵员和战略物资的重要集中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通过对这个古今战略要地的形势进行描绘,突出了辛弃疾对北伐的方略与路线稳操胜券。这与辛词同位句“望中犹记,风火扬州路”再次呼应,互相辉映。作者因辛弃疾所登楼眺望的,是失陷已久的中原大地,故下文“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三句,直抒胸臆,把笔触转入北伐这个时代的最大课题上来。白石在一般人心目中是脱离现实的清客,但这里他却丝毫没有超然尘外,而是沉痛地为北方沦陷区人民道出了迫切盼望北伐的心声。词的结尾两句,引出桓温的故事来比拟描写辛弃疾此时的激动感慨的心理,尤觉意味深长。东晋大将桓温从江陵出发北征前秦时,看到他早年在路上种的柳树已长得很粗,不禁感叹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因而攀援枝条,至于下泪。这里是在想象稼轩的心理活动道:稼轩啊,当此北伐的前夕,你在想什么?你可能在想:“我南渡之前在北方亲手栽种的依依细柳,今天一定还在吧?”这一虚拟之笔,以代稼轩倾诉挥师北伐的要求来寄托白石自己心中同样迫切的愿望,显得非常含蓄婉转,给人留下发挥想象的余地。白石词的结尾大多含蕴丰富,摇曳生姿,意境悠远,有幽隽秀雅之致。从这篇刻意学辛的作品中,仍可看出他自己的这些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