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馆困两君，乃为马与裘。
举世共如此，太息复何尤。
振衣箕山顶，引领望许由。
终然不可见，涕泪交膺流。
楚馆困两君，乃为马与裘。
举世共如此，太息复何尤。
振衣箕山顶，引领望许由。
终然不可见，涕泪交膺流。
前人评这首诗，有的说：“从肺腑流出”，“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有的说：“一片血泪，更不辨是诗是情。”这都可以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至于说它“屈曲赴题，清空一气，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时一格”，则是就艺术特点而言的；说它“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则是就艺术感染力而言的。
杜甫和郑虔是“忘形到尔汝”的好友。郑虔的为人，杜甫最了解。他陷贼的表现，杜甫也清楚。因此，他对郑虔的受处分，就不能不有些看法。第三句中的“严谴”，就是他的看法。而一、二两句，则是为这种看法提供依据。说“郑公樗散”，说他“鬓成丝”，说他“酒后常称老画师”，都是有含意的。
说郑公“樗散”，有这样的含意：郑虔不过是“樗栎”那样的“无用之材”罢了，既无非分之想，又无犯“罪”行为，不可能是什么危险人物。何况他已经“鬓成丝”，又能有何作为呢。第二句，即用郑虔自己的言谈作证。人们常说：“酒后见真言。”郑虔酒后，没有越礼犯分的言论。他不过常常以“老画师”自居而已，足见他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既然如此，就让这个“鬓成丝”的、“垂画”的老头子画他的画儿去就行了。可见一、二两句，并非单纯是刻画郑虔的声容笑貌；而是通过写郑虔的为人，为郑虔鸣冤。要不然，在第三句中，就不会突然冒出个“严谴”了。
次联紧承首联，层层深入，抒发了对郑虔的同情，表现了对“严谴”的愤慨，的确是一字一泪，一字一血。对于郑虔这样一个无罪、无害的人，本来就不该“谴”。如今却不但“谴”了，还“谴”得那样“严”，竟然把他贬到“万里”之外的台州去，真使人伤心。这是第一层。郑虔如果还年轻力壮，或许能经受那样的“严谴”，可是他已经“鬓成丝”了，眼看是个“垂画”的人了，却被贬到那么遥远、那么荒凉的地方去，就是明明要他早一点画啊。这是第二层。如果不明不白地画在乱世，那就没啥好说；可是两京都已经收复了，大唐总算“中兴”了，该过太平日子了，而郑虔偏偏在这“中兴”之时受到了“严谴”，真是太不幸了。这是第三层。由“严谴”和“垂画”激起的情感波涛奔腾前进，化成后四句，真“不辨是诗是情。”
“苍惶”一联，紧承“严谴”而来。正因为“谴”得那么“严”，所以百般凌逼，不准延缓。作者没来得及送行，郑虔已经“苍惶”地踏上了漫长的道路。“永诀”一联，紧承“垂画”而来。郑虔已是“垂画”之年，而“严谴”又必然会加速他的画，不可能活着回来了。因而发出了“便与先生应永诀”的感叹。然而即使活着不能见面，仍然要“九重泉路尽交期”啊。情真意切，沉痛不忍卒读。诗的结尾，是需要含蓄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杜甫当然是忠于唐王朝的，但他并没有违心地为唐王朝冤屈好人的做法唱赞歌，而是实事求是地斥之为“严谴”，毫不掩饰地为受害者鸣不平，表同情，以至于坚决表示要和他在泉下交朋友，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应有的人格。有这样的人格，才会有“从肺腑流出”、“真意弥满”、“情见于诗”的艺术风格。
《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此诗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赞扬了刘备的功业，慨叹蜀汉事业后继非人，总结蜀汉亡国的历史教训。首联写先主庙堂威势逼人，颔联赞刘备的英雄业绩，颈联为刘备功业未成、嗣子不肖而叹息，尾联感叹后主亡国。全诗措词精警凝炼，对仗警辟工整，风格沉着超迈，前半写功德，后半写衰败，以形象垂戒当世。
《蜀先主庙》是刘禹锡五律中传诵较广的一首。这首咏史之作立意在赞誉英雄，鄙薄庸碌。
首联“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高唱入云，突兀挺拔。细品诗意，其妙有三：一、境界雄阔奇绝。“天地”两字囊括宇宙，极言“英雄气”之充塞六合，至大无垠；“千秋”两字贯串古今，极写“英雄气”之万古长存，永垂不朽。遣词结言，又显示出诗人吞吐日月、俯仰古今之胸臆。二、使事无迹。“天地英雄”四字暗用曹操对刘备语：“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禹锡仅添一“气”字，便有庙堂气象，所以纪昀说：“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三、意在言外。“尚凛然”三字虽然只是抒写一种感受，但诗人面对先主塑像，肃然起敬的神态隐然可见；其中“尚”字用得极妙，先主庙堂尚且威势逼人，则其生前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自不待言了。
颔联紧承“英雄气”三字，引出刘备的英雄业绩：“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刘备起自微细，在汉末乱世之中，转战南北，几经颠扑，才形成了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实在是得之不易。建立蜀国以后，他又力图进取中原，统一中国，这更显示了英雄之志。“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元狩五年）铸行的一种钱币，后来王莽代汉时将它罢废。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又恢复了五铢钱。此诗题下诗人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这是借钱币为说，暗喻刘备振兴汉室的勃勃雄心。这一联的对仗难度比较大。“势分三足鼎”，化用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语：“自谓三分鼎足之势，可与泰山共相终始。”“业复五铢钱”纯用民谣中语。两句典出殊门，互不相关，可是对应自成巧思，浑然天成。
颈联进一步指出刘备功业之不能卒成，为之叹惜。“得相能开国”，是说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辅佐，建立了蜀国；“生儿不象贤”，则说后主刘禅不能效法先人贤德，狎近小人，愚昧昏聩，致使蜀国的基业被他葬送。创业难，守成更难，刘禹锡认为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特意加以指出。这一联用刘备的长于任贤择相，与他的短于教子、致使嗣子不肖相对比，正反相形，具有词意颉颃、声情顿挫之妙。五律的颈联最忌与颔联措意雷同。此诗颔联咏功业，颈联说人事，转接之间，富于变化；且颔联承上，颈联启下，脉络相当清晰。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感叹后主的不肖。刘禅降魏后，被迁到洛阳，封为安乐县公。一天，“司马文王（昭）与禅宴，为之作故蜀伎。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尾联两句当化用此意。刘禅不惜先业、麻木不仁至此，足见他落得国灭身俘的严重后果决非偶然。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于刘备身后事业消亡的无限嗟叹之情。
从全诗的构思来看，前四句写盛德，后四句写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一个深刻教训。诗人咏史怀古，其着眼点当然还在于当世。唐王朝有过开元盛世，但到了刘禹锡所处的时代，已经日薄西山，国势日益衰颓。然而执政者仍然那样昏庸荒唐，甚至一再打击迫害像刘禹锡那样的革新者。这使人感慨万千。
这首《南乡子》，是一幅着墨不多的水墨画，一片江乡暮春景色，却被作者弄得满纸春愁。说起来，烟当然漠漠，而雨却未见得人人都觉得凄凄。以愁眼看世界，雨不免凄凄。至于岸花零落，当然是自然现象，但斯时也故有斯落也。它自落它的，根本不买任何人的账，看落花泛乡愁的人，即使给他看花开，他也只会看到“愁”。有人说，这是点明时间，却没有想到乡愁与时间全不相干，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乡愁只能在某个时间段才会产生。作者只是把他无处发泄的思乡之情，像喷泉一样喷射，谁碰上也免不了变成“愁根恨苗”。作者的感情，使这些烟枝雨叶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从这些被扭曲了的事物身上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感情。
此词给读者的是“愁云恨雨，满目凄清”的感觉，而拆碎下来，却是烟、雨、落花与鹧鸪的叫声而已。但就在开头这十三个字里，却使人觉得这些碎玉零珠滚滚而来，既是互相连贯，又能互相配合。说到底，这都是作者那条感情丝线上悬挂的琼瑶，它们是由感情组织在一起的。
这首词属于“单调小令”，但它有个特色，那就是前十三字用平韵，后十七字换仄韵。从韵脚的改变，使人产生一种分了上下片的错觉。实际上这首词在行文方面也的确如此。前十三字，以比兴见作者情思；后十七字，用叙述方式说明上文的情思是自己的乡愁。在韵脚上似断，而在文字和内容上却一气呵成。
野渡扁舟，水平潮退，是不得不思乡处，客路风雨，又值春意阑珊，又是不得不思乡之时。野渡凄寂无人，不堪鹧鸪之啼也。前后照应，结构完整，字少思深，平易感人。
读诗须从诗题读起，这是读诗的决窍之一，前人早有定论。古之论柳者，早有发现柳公作诗，必在诗题上下细致工夫的。“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可见柳宗元在诗题处 “皆极用意”。因此，读柳诗是不可不细推敲其诗题的。
且按下诗题，先看看诗的内容：
首句“弱植不盈尺”，这肯定是写石榴了。这一株石榴，因为刚刚种下尚未成活，枝叶萎蔫不振，全无生气。它高不盈尺，弱不堪扶。这便是扑面而映入读者眼前的一株海石榴。
我国石榴的种植，始于汉代。是由出使西域的张骞从西域安国带回来的，所以又称“安石榴”。柳宗元所种必不是此。“海石榴”的称呼，大概行于唐代。是指从古朝鲜（海东）传入的，当是石榴的另一品种，以其来自海外，故名，也因为其来自海外，才让人很容易想起仙山琼阁的蓬菜三岛。
这样才有了第二句，“远意驻蓬瀛”。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这副样子，我在故乡蓬瀛时，是有万丈雄心，是有青云之志的。那生机勃勃的样子也是可以想象的。这样看来，首联二句都是这株可怜的海石榴的自述了。这就为把这首诗，作为一首咏物诗来读，奠定了基础。
颔联云：“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时间在悄悄的流逝，月亮在寒夜中静静地运行，那阵阵凉意袭来，直逼这可怜的石榴。赶快天亮吧，太阳升起的时候，才会有生的希望。就在这寒夜中，石榴做了一个梦，这当然是一个美梦，满树的绿叶红花，当然是比彩云更美。但关键的问题是，这梦境是对过去的追忆，还是对未来的憧憬。同时还要知道，做梦的石榴尚挣扎在死亡线上。
颈联不难理解，只是将那彩云般的梦，变得更具体。珍珠般的果，红玉般的花，颇费思考的，是“粪壤”和“莓苔”两个词。由这两个词所构成的环境，人们是难以把它和“琼英”“珠树”联系起来的。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石榴对这恶劣的生存环境,充满了忧虑，也不乏怨恨。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谁也难以指望海石榴会长成玉树琼花。原来在这美好的梦边上潜滋暗长着的，却是死亡的恶梦。它会压倒一切，甚至是希望。
美梦是短暂的，而梦魇一般的却是现实。早已失去了的勃勃生机和凌云壮志，早已失去了的妩媚身姿和绚丽的光彩，都不知到了哪里。如果说它们并未丧失殆尽。那么，也只是残存在那尚有一线生气的根中了。这便是“芳根閟颜色”的全部内涵，是石榴的丝丝哀叹，也是残酷的现实对梦的无情摧残。
“荣”，是繁荣，是开花，是结实，总之是生之辉煌。“徂岁”，是指过去了的岁月。据此看来，该石榴在遭此劫难之前，的确是有过一段玉树琼花，彩云霞霓的辉煌经历，当然，那是在仙山琼阁，而不是眼前的“莓苔”“粪壤”。回过头去，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自己的成就，竟是这样令人沮丧，令人难以相信，甚至自己也不明白“徂岁为谁荣”了。这一问，含有无限的哀，无限的悔，无限的怨，无限的恨。
诗读到这里，读者一定不会否定，《新植海石榴》是一首咏物诗。只不过所咏的是一株正历遭劫难，前途未卜的海的石榴，是一株从蓬莱仙境降迁到粪土之壤的海石榴。只要读者联系柳公的身世经历，就不难发现，这株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石榴，正是柳公的自画像。根本无法区分得开，哪是石榴，哪是柳公。这种物我浑然一体的意境，正是王国维所认为的，非得“豪杰之士能自树立”的“无我之境”。
正因为这株海石榴与柳宗元有着这非同寻常的缘份，诗人对它的钟爱和呵护便非同一般。柳集中另有《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一诗中云：“几年封植爱芳丛”，可见这株石榴最终活了下来。这自是题外之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