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
第一句中“万丈洪泉落”,万丈有多高,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诗人要表达的正是心中那种不可确凿道出的对匡庐飞瀑雄奇险壮之气势的深深折服与崇爱之情。水自地下往上涌出曰之为泉,诗人以泉喻瀑,言飞瀑如洪泉而落,仿佛是将泉跟倒置了过来,任其泉水喷涌而下、源源不绝,所述情状极为形象,令人啧啧生叹。“迢迢半紫氛”一句状写的则是伴随着瀑布飞落而升腾起的缥缈水气。李白七绝《望庐山瀑布水》开篇就说高峭挺拔的香炉峰在旭日红光的映照下紫气蒸腾,烟雾缭绕,如同幻境一般,张九龄所言的“紫氛”大抵就是这种“日照香炉生紫烟”的神奇气象。迢迢,写雾霭之高;半,写紫雾似将色瀑截断。高高漂浮的水雾尚且只在瀑布半腰,那么洪泉万丈的源头,自然是深隐于一派迷蒙与虚无之中了。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第二联着重于展现瀑布飞泻云天的动感之美。庐山峰青峦秀,嘉木成阴,喷雪鸣雷般的银瀑从几重云外奔流而下,激荡着嶙峋的山岩,穿越过层叠的古木,义无反顾地坠入深密的涧谷,这壮景所带来的强烈视觉震撼富有艺术感染力,大自然那磅礴潇洒的超凡手笔令人钦佩。庐山有景如此,无怪乎自古就赢得”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盛誉了。
第三联意在描绘飞瀑在阳光照耀下呈现来的奇幻风采,“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转写瀑布的色彩和声响。瀑布本如素练,但在晴日阳光的照射下,却幻化出虹霓般七彩缤纷的颜色,绚丽瑰奇;天清气朗之时,本无风雨,但万丈洪泉直泻而下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却使人有急风骤雨杂沓的听觉感受。诗人绘声绘色,以自己独到的感受营造出那亦真亦幻、瑰丽迷人的美妙画面。在湖口远望庐山瀑布,是否真能听到它所发出的巨大声响,并不重要,关键是诗人从万丈洪泉直泻而下的气势中,仿佛听到了风狂雨骤般的杂沓声响。句末的“闻”字与上句的“似”字对举互文,本身就包含了“似闻”的意蕴。这是一种似真似幻的听觉感受,其传神处正在亦真亦幻之间。若认定“闻”字是几十里外清晰听到瀑布的巨响,反而拘泥而失语妙。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最后一联以山水总括之笔收束全篇。诗人喜爱庐山之毓秀钟灵,故以“灵山”称谓之。“空水”一句由南朝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一诗化用而来。谢诗云:”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意指空气和水色都清澄新鲜,诗人此处易“澄鲜”一词为“氤氲”,重在凸显庐山水瀑雾气缭绕、与晴空漫成一片的融融气象。“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经·系辞》),庐山水正是乾坤交合而孕育出来的人间胜境。
总起来看,诗中所写瀑布水,来自高远,穿过阻碍,摆脱迷雾,得到光照,更闻其声,积天地化成之功,不愧为秀中之杰。形象的比喻诗人遭遇和情怀,所以他在摄取瀑布水什么景象,采用什么手法,选择什么语言,表现什么特点,实则都依照自己的遭遇和情怀来取舍的。这也是此诗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原因。既然瀑布景象就是诗人自我化身,则比喻与被比者一体,其比兴寄托也就易于不露斧凿痕迹。
相对于李白的七绝《望庐山瀑布水》而言,张九龄的这首五律有着四十字的篇幅,其铺展才思的空间更大。诗人善于运用繁笔,其言瀑布之雄险,以巍峨“灵山”为背景。先直抒“万丈”“迢迢”之豪叹,后辅以“杂树”“重云”为衬托;其言瀑布之绚丽,先描绘“洪泉”“紫氛”的真实所见,后生发出“虹霓”隐隐约约的奇妙幻觉;不仅如此,诗人还以“天清风雨闻”壮其声威,以”空水共氤氲”显其浑然。浓墨重彩而又繁简得当,毫不繁冗,正是诗人技法娴熟的体现。
作为一首山水诗,这首诗的艺术是独特而成功的。这首诗表面上只是在描写、赞美瀑布景象,有一种欣赏风景、吟咏山水的名士气度。但其中蕴激情,怀壮志,显出诗人胸襟开阔,风度豪放,豪情满怀,其艺术效果是奇妙有味的。“诗言志”,山水即人,这首山水诗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物抒怀之作,明写离群孤雁,实写与其同病相怜的自己。
大雁不善于单独生活,离群往往是迫不得已,所以那些落单的大雁容易让人心生怜悯之情。纳兰此时就像一只“霜冷离鸿惊失伴”的孤雁,当他在满地秋霜中抬头看见那只拼命南飞、声声哀啼的大雁时,忍不住喃喃自语:“你可知这地上有个人与你同病相怜啊!”他想要把满怀愁绪用书信寄出,但“愁多书屡易”,他发现愁绪太多且变幻不定,屡屡修改增删,这封信便迟迟写不下来,于是只能对着烛光暗自垂汨,即“双泪落灯前”。越是纷乱,就越想拆解清楚。所以陷入情绪困扰中的人容易追思往事,纳兰提醒自己“莫对月明思往事”,那只会让人衣带渐宽,形影憔悴。可是这样的提醒往往是苍白的。一个人最难明白、也最难管住的莫过于自己的心。
“无端嘹唳一声传。”云中忽然传来一声孤雁哀鸣,抬头望去,那孤单的影子在初秋的寒风之中缥缈远去。末尾“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和上阕里“同病相怜”二句已将天上孤雁与地上旅人合二为一,所以,这孤单的“只影”既是雁,也是人,一语双关,给人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
全词突出了人雁合一,情景合一,雁之孤影与人之孤独,交织浑融的意境;抒发了孤寂幽独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