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赠诗。此诗写出了他们虽天涯沦落，却肝胆相照的友情，写得沉着深挚。这是一首酬答诗，但与一般应酬之作不同。它在抒写离情别愫之中，又交织着对国家兴亡的深沉感慨，而这两种情感却是如此有机地熔铸在一起，整首诗苍凉沉郁，情切意深，表达了作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颇能打动读者的心弦。诗中"肝胆"指自己的爱国之志，或对于故国的赤胆忠心。“阅”见证。表出了作者虽已衰老，且明知复国无望，仍然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决心。此诗风格：沉郁悲怆，深沉凝重。
顾炎武的这首《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在晚秋的背景下，抒写着身事、家事、国事的情怀——惊觉秋老，满眼黄花，萧索的色调充溢字里行间;故人天涯，离怀浊酒，悲怆的感慨触手可接;两鬓斑白，逐客无家，苍凉的情绪弥漫不散;天地变色，神州易主，郁结的哀愁直透骨髓;但肝胆犹存，江山作证，坚贞的心志更催人泪下。诗人将满腔块垒，诉诸这些交织的形象，熔铸成一首节奏铿锵的五言律诗，展现出沉郁苍凉，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
词题为“送春”，词人感叹春色、春事，实际上是借以哀伤宋朝故国的沦亡，全词即围绕这一题意展开。
上阕前三句以“春汝归欤”发问，向读者展现出春将归去的场景：风雨蔽江，烟尘暗天，春天像一个要归家的行客，即将远去。词人面对春天的归去，心有不甘，因此小心询问：春天你真的要走吗？然而春天不顾词人的留恋，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走时风雨交加，百花凋零，烟雾漫天，一片凄然。那么春天究竟能走向哪里呢？词人从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将春天可能走的方向一一呈现：北有险关挡道，南有旷漠阻隔，东至江浙，西到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芳草遮渡口，飞花塞道路，春想归去，却无家可归。所幸的是还有一个蓬壶仙岛，可以小居百年。那么，既然四处无路，词人为何冒出一句“小为蓬壶借百年”呢？原来，这一句正是喻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处江南一隅的上百年历史。通过此句隐喻，整首词借伤春、送春、问春来寄托哀悼北宋南迁，终致南宋灭亡的主旨便愈见清晰。之后，“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的问春，也就有了着落。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置北方失地于不顾，肯定是认为“江南好”。但是，既然“江南好”，缘何仅寄居百年就匆匆离去了呢？这“问夫君”，字面上看是女子问丈夫，但这“君”，实际上正是指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词人深责南宋当政者不思进取，全无志气，自甘沉溺江南l临安这个洞天福地，最终致江南国土尽失。“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一问，问得尖锐、深刻而又满怀沉痛和哀伤。
下阕则集中写南宋灭亡后让人“堪怜”的春色。这“江南正是堪怜”与上阕“江南好”形成对比反差。“但满眼杨花化白毡”，表面上言春色已尽，实际上在词人眼中，这如同大地披丧服，处处寄寓着作者为故国沦亡的哀悼之情。接下来“看"字引领的四句，描述南宋宫廷如今长满野草，蜜蜂和蝴蝶在昔日的帝王台上飞舞。故国何以如此，词人没有正面作答，但在字里行间却埋藏着词人那颗被压抑的对故国眷念的赤子爱国之心。在这颗跳动的赤诚之心上，既淤积着痛恨宋朝君臣无能的愤懑，又弥漫着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楚。情已至此，词人干脆抛开前面的比兴象征，直接宣泄自己迷茫彷徨的忧伤：“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春色已尽，国运到头。词人犹豫徘徊感到前途渺茫，即使握有七彩珍宝做的马鞭又能怎样，难道还能使时光倒流？春天重回，国运复振？一切都晚了，一切复兴赵宋王朝的梦想都是枉然。全词在“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三句后戛然而止。国家虽已败亡，但词人仍眷恋于故国不愿离去。在一声珍重的问候中，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融会其中，真是语短情长，令人回味。
首句以提问开篇。“带甲满天地”意即遍地皆兵。此诗开头就以新颖的语言，矫健的笔力，引起读者注意。次句“君”为诗人自指。作者问自己为什么在兵荒马乱这样的时刻“远行”。
“亲朋”二句写启程时情景。亲友同声痛哭，因为正值离乱，不知此后能否重逢。而诗人则无言地跨上“鞍马”，他实际上也是含着眼泪，告别孤城秦州远去的。一边有声的痛哭，一边无声的饮泣，悲凄之状如在眼前。
“草木”二句点出远行的时间和征途的感受。“草木”零落，时入岁暮。“霜雪”飘洒，关河冷清。这是辞别亲友后途中景致。此联“岁月”二字本当用平，诗人出于内容上的考虑，突破声律常格，上句全用仄，下句四字用平。用拗峭的语言，描绘寒冬的旅程，成为杜甫五律中以入代平的一个诗例，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别离”二句回忆亲朋相送的情谊。与亲朋“别离”虽“已”成“昨日”，由于感念难忘，仿佛就在今天。由此可“见”，“古人”殷殷惜别，是有深“情”厚意的。这里字面上在说“古人”，实指今日之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诗以“送远”为题，但从后四句看，“当是就道后作”（浦起龙语）。这样，前四句应是“从道中追写起身时之情事”（浦起龙语）。沈德潜极赞此诗开头是“何等起手”，浦起龙更用“感慨悲歌”四字盛誉前四句。
杜甫在战火纷飞的时刻，离秦州，入蜀道，却并无一个明确的目的。离别时虽然亲朋同声“一哭”，却无人以诗相送，情景是颇为凄凉的。为了自壮“行色”，他“就道”后补写了这首名作。这与他天宝十四载（755年）“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时所写《官定后戏赠》，很有点相似。不同的是，那首诗作于安史之乱前夕，纯出于游“戏”笔墨，而且“微禄”“耽酒”，“圣朝”“狂歌”，还可为“故山归兴”，“向风”“回首”。而这首诗则写于安史乱中，“带甲满天地”的时刻。“鞍马”入蜀，茫茫前路，还不知依“托”何人，根本没有以笔墨为游“戏”的闲情。回味“昨日”告别场景，想“见”“古人”惜别“情”意，无怪乎要“感慨悲歌”，放声长吟了。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艺术特点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前后照应，形成一体。其次，场面细致，感人至深。再次，虚实结合，增强抒情效果。第四，对比描写，增强情感的表现力。
这组诗共七首：第一首凭吊轩辕古台，诗人感叹自己生不逢时，不见至道之治，于是产生了追寻古人、寻访神仙的出世之念；第二首凭吊碣石馆、黄金台，缅怀燕昭王，抒发自己不遇明主的感慨；第三首赞颂乐毅的功勋，同时叹惜其遭谗被疑、不能成就最后功业，寄托着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慨；第四首追忆燕太子丹的往事，惋叹其事败而遭杀身之祸；第五首颂赞田光勇于为正义献身的气节，同时责备燕太子多疑；第六首赞颂邹衍的九州理论以及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索精神；第七首抒写对郭隗的仰慕之情，叹惋古今仁人志士怀才不遇的普遍遭际。全组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其中第二首诗尤具有代表性。其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
这是一组咏史怀古诗，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体现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贤人丰功伟绩的追慕，同时抒发了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未酬的感慨，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其基本内容，与《登幽州台歌》一样，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充满着对政治、道德、命运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观点与思考。因此，这组诗也是陈子昂实践其提倡的“兴寄”“风骨”理论的代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