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景咏物诗，它以从南山往北山经巫湖中的所见为主要描绘对象，勾勒出一幅秀美的山水长卷。由于诗人在南山和北山都有住所，故经常往来于两地之间。
诗的一开始，以“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指出湖中的旅程要行一天。这一天的浮游乐趣，所见佳景自然是不胜抒写的。诗人对此并未用墨，而将笔力放在登岸后的所见之上。当诗人结束水面漂泊，舍舟登岸并以马代步时，别是一种情趣。举目四望，远处的沙诸依稀可辨，驻马依傍于茂林古松之下，放眼远眺。“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这是远景描写，因为离得远，“侧径”显得“窈窕”细小，“环洲”也更见其“玲珑”巧妙。诗人用两个连绵字将陆地水中的景致写活了。 “侧径’’既弯曲细小，便以“窈窕”昵称， “环洲”在湖水的波光潋滟中愈觉高低明灭、娇小别致，故冠之以“玲珑”。然后作者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改变视觉角度，从听，闻两个侧面写景抒情，“俯视”是参天的乔木，反映出诗人是憩息于阴峰之上，故有俯视乔木的奇笔；“仰聆”是山间大壑中的波声，群岩叠嶂，谷中水流与怪石相搏，在万壑之问激起万千优美的回响。下句“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是对上文的承接。“石横”是指分水岭，水因之分流，这是沟壑中流水声响变化万千的原因；“林密”是对上文“茂松’’的照应，而“蹊绝踪"也正是因为“侧径既窈窕’’之故。谢灵运直睹除沅的风光，当他陷入路绝之境无法更向上攀登时，才会觉得情怀得到畅快的抒泄。只有到了险峰之巅可以栖迟的地方，他才能纵目四顾，饱览周围的景物。
“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这两句是用典，是据《周易》“天地解而雷雨作”仿改，天地变化，乾坤交泰，造物主使万物丰容繁盛。接下来，用工笔重彩绘出一幅山水图：新竹长出嫩绿的苞芽，芦蒲的初蕊绽出紫色的茸毛。沙鸥在春水江岸嬉戏，美丽的飞禽在和风中上下颓飞。诗人以客观的笔触刻画山水景物，使之历历如在目前。面对这秀丽的大自然，只有与万物同化才能不为外物所惑以致贪欲无厌。但是对景难排，眷恋人间之美的情感愈加强烈。由于诗人厌倦世态，宁愿离开喧嚣的人境，独处于此深山之中，唯恨憾的是没有古代贤人青甚与同游。既然已是孤居独游，一味伤感而嗟叹便大可不必。这种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情怀无人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世人莫余知”的遗憾心情。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