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1488年12月8日-1559年8月8日),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廷和之子。他参与编修了《武宗实录》,嘉靖三年(1524年)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触怒世宗,被杖责罢官,谪戍云南永昌卫。在滇南时,曾率家奴助平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此后虽往返于四川、云南等地,仍终老于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戍所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明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时追谥“文宪”。他的著作达四百余种,涉及经史方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民族等,被后人辑为《升庵集》。 ▶ 1183篇诗文
这首词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之情,词人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把相思之情写得非常含蓄,极尽深婉缠绵之风格。
起拍两句,写女主人公卧于金帐中的神情,通过对面部的刻画表现出来,看似平淡闲适。接着“倚枕”句笔锋暗转,写女主人公倚枕独眠,烘染感情,透出她的孤寂与思恋。“隔帘”二句,写闻莺而惜春,闻莺而思人,再次拉大反差,加重女主人公女主人公的悲哀。时已暮春,黄莺百啭,引起了女主人公的惜春怀春之情,更感念情人的深情厚意。“感君心”三字,将相思之情点明。从“覆鸳衾”到“莺百啭”,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恐此期间,相思正苦。
此词前两句抒情不露痕迹,次两句若隐若现,末句直吐衷肠。全词除运用象征、触景生情的手法来表达深婉的相思之情外,还有直接剖白“感君”的心曲,但此“感君”之心依旧隐约,不可捉摸,达到一种欲露不露、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给读者以无限联想的空间。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画障,就是屏风。按本诗诗意看,上官仪所题咏的乃是仕女画屏风。
首联描写画面上人物活动的背景。在春光明媚的早晨,水边盛开着桃花,临水耸立着一座凤凰楼,楼上高挂珠帘翠帐,精致豪华。桃花浦,暗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巧遇仙女的故事。传说东汉时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至桃花溪,迷路,遇仙女,留住半年。事见刘义庆《幽明录》。凤凰楼,暗用秦穆公为爱女弄玉和萧史建造凤台的故事。传说秦穆公时代,有萧史善吹箫,能招致孔雀、白鹤,秦穆公女儿弄玉喜爱他,嫁萧史,教弄玉吹箫,数年,其箫声引来凤凰,停在屋上,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凤凰台。事见刘向《列仙传》。这两句诗,连用二典,暗示画面景物乃是仙境,画中人物乃是仙女。
次联“蔡女菱歌移锦缆,燕姬春望上琼钩”,蔡女,即下蔡(今安徽凤台)的美女;燕姬,即燕地(今北京一带)的美女, 《古诗十九首》: “燕赵多佳人”。这两句是说下蔡的美女在水中移动着锦织的缆绳,唱着菱歌;燕地的美女在楼头挂起玉色的帘钩,眺望春景。诗句将丽质娇美的仕女放在骀荡的春景中作正面描写,蔡女、燕姬分承首联“桃花浦”、 “凤凰楼”。
颈联里的“新妆漏影浮轻扇”句,应“燕姬春望”,是说桃花浦水里浮动着刚刚打扮、手执轻扇的燕姬的倩影。漏影,燕姬的身影在楼台的缝隙中倒影在水里。“冶袖飘香入浅流”句,应“蔡女菱歌”,是说浅浅的水面上飘散着从蔡女艳丽的衣袖里发出的香气。这两句通过水面上“漏影”、“飘香”,从服饰这个侧面,烘托出画中美女的富贵华艳、婉媚冶丽。
最后二句用二则典故,分写凤凰楼头和桃花浦里美女的情态。“未减行雨荆台下”,宋玉《高唐赋》说,楚王游于高唐,梦见一位妇女,自称“巫山之女”,告辞的时候,对楚王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荆台,即楚地的高阳台。这句是说画面上楼头美女的神情,不亚于高阳台下行雨的巫山神女。
“自比凌波洛浦游”,曹植的《洛神赋》描写洛水女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句是说画面水浦里美女的妩媚,可以与游于洛水中凌波微步的女神媲美。
本诗借助于对偶、用典等诗歌技巧,仅仅运用描写手法,表现了画面上的人和景,别无其他特色,反映我国早期题画诗的一般水平。 初唐时代的绘画艺术,继承隋代遗风,细密、精致、臻丽。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郑法士善于表现贵族生活,画女子“柔姿绰态,尽幽闲之雅容”。画景物“金张意气,玉石豪华,飞观层楼,间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糅以杂英芳草”,整个画面“必暖暖然有春台之思”。从画的题材内容到画的气概意境看,都与上官仪所题咏的画障中所描写的景物与人物呈现的豪华富丽气概相一致。当然,上官仪诗并未明确说明此画的作者是谁,我们也无法论定上官仪所咏的便是郑法士画,不过,由此可以见出当时的为宫廷服务的画风。上官仪的诗风与这幅画的风貌甚相契合。整首诗富丽工整,写浦、写楼而用“桃花”、 “凤凰”附丽之,写缆、写钩而用“锦”、 “琼”修饰之,写妆而曰“新”,写袖而曰“冶”,精心修辞,追求字面的工丽华美,完全继承了齐梁余绪,充分体现出宫廷诗人上官仪诗歌的审美特征。
诗的首二句,交代启程游览的经过:刚刚从陆路停下车,连忙就划起桨开始游湖。从驱车,暗示诗人是长途跋涉而来;车一停就划船,又显示出诗人游兴甚浓,好山好水吸引着他,使他迫不及待。起句简炼清峭,于叙述中见情致。
中间四句写湖上风光,是全诗的主体。“涟漪繁波漾”,写湖水浩渺,清波荡漾;“参差层峰峙”,写湖上峰峦迭翠,错落有致;“萧疏野趣生”,写两岸烟村竹树时聚时散,朦胧疏淡;“逶迤白云起”,写远处白云出岫,徐徐升起,连绵缭绕。这四句,每句描写一个方面,又互相映衬、烘托。波光粼粼的湖水,重重叠叠的峰峦,疏疏落落的树木、村舍,冉冉出谷的白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远近高低,组合成一幅萧疏清旷、野趣横生的山水画,令人有溪山无尽之思。这里是采取“大写意”的笔法,诗人抓住大自然赋予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选用“涟漪”、“参差”、“萧疏”、“逶迤”等富有动感等形容词,略加点染,用以显示客观景物内在的情韵。读这样的诗,使人如观米家山水画,从近处局部看,只有几个墨点,似乎用笔甚草草,但从远处整体看,则景物粲然,满纸云烟。
诗的后四句即写游览中的体验和感受,诗人徜徉于此佳山丽水之中,触景生情。“登陟苦跋涉”,此句与开头“轨息陆涂初,鼓枻川路始”呼应,极言游途的辛苦。“䁹盻乐心耳”,此句与上四句写景呼应,极言游览的快乐。这两句富有理趣,诗人以亲身感受启示人们:经过“跋涉”苦,方得“䁹盻”乐;乐从苦来。这一哲理使诗的思想内容得到升华。诗以“即玩玩有竭,在兴兴无已”煞尾,表达了诗人留连忘返的心情,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令人寻思而萦回不已。
该诗写得很洗炼。短短五十个字,概括了丰富的内容。诗中不论是叙述、描景还是议论,都含蕴着诗人独特感受到的情趣和韵味,故耐人品赏,发人深思。诗的章法,起承转合井然有序,造句清秀俊逸,也增添了艺术光彩,使全诗显得玲珑剔透,清新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