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起句“无限伤心夕照中”，表现了情景难分：默默无言的柳丝，低垂在斜阳的夕照中，仿佛在为凄凉的祖国，感到无限的伤痛。你看那往日的百花园中，只剩下了点残花败叶，只有那御沟里的流水，还在默默地流淌，纷乱无比的世事啊，是如此地变化多端，去年还是陈后主的内苑，今年又成了隋炀帝的深宫。“金沟御水自西东”一句，可以在李商隐的《曲江》一诗中找到渊源：“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作为处于唐王朝的覆灭已成必然趋势的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样也有着“世纪末的悲哀”，他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的慨叹，到了夏完淳，就变成“无限伤心”的泪滴了。这“昨岁陈宫，今岁隋宫”一语，和李商隐一样，借古喻今，寄寓着作者难以言尽的兴亡之叹。
下片着重抒情。“往事思量一晌空”：想想那悠悠往事，片刻之间都化成了片虚空。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这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实。明亡后完淳父夏允彝，因抗清被执投水殉国，完淳因终日为复国大业奔走，年轻的妻子孤守空闺，白发的老母依门盼归。这国恨家仇，使年轻热血的词人已经无法自制了然而，客观却是“飞絮无情，依旧烟笼。长条短叶翠蒙蒙”：无情的飞絮，并不理会词人彻骨的伤痛，依旧如烟如雾地笼罩着柳树的长条短叶，它们生机蓬勃片苍翠。这真教他无法不产生“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的愤慨。然而，更伤心的是它们竟然“才过西风，又过东风”。对于西风东风，明朝清朝，似乎无动于衷。这结尾以极其质朴的语言，道出了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出离愤怒了””正好相互呼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回环。
整首词写得凄迷哀惋，寓家国之叹于写景咏物之中，情文相生，结处余慨不尽。
在同时的朋辈诗人中，韩愈推重的莫过于孟郊，他曾称赞道：“及其孟郊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盛赞其艺术构思之精巧。艺术构思是很重要的，有时决定着创作的成败。比如说写女子相思的痴情，这该是古典诗歌最普遍最常见的主题了，然而，艺术构思不同，诗的风貌也不同。薛维翰《闺怨》：“美人怨何深，含情倚金阁。不笑不复语，珠泪纷纷落”。此诗以落泪写怨情之苦，构思平平。李白笔下的女子就不同了：“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长相思》）这首诗也写掉泪，却说希望丈夫回来看一看以验证自己相思的情深（全不想到那人果能回时“我”将破涕为笑，不可能有泪如泉），这傻话正写出十分的情痴。但据说李白的夫人看了这诗却说：“君不闻武后诗乎？‘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致使“太白爽然若失”（见《柳亭诗话》）。因为武后已有同样的构思在先，李白的诗句尚未能出其左右。孟郊似乎存心要与前人争胜毫厘，写下了这样一首构思更为奇特的“怨诗”。
此诗写的是一位女子对远游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诗人既没有叙写思妇独守空房的凄凉感受，也没有刻画她零泪叹息的忧伤情貌，而是通过女主人公一种新奇的设想来完成主题的表达。全诗在艺术构思上独辟蹊径，用“芙蓉花”被泪水浸死的假想之词将闺中怨妇的哀怨情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诗女子要求与丈夫（她认定他也在苦苦相思）来一个两地比试，以测定谁的相思更深。相思之情，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大小，没体积，没有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还真不容易。可女子想出的比试的法儿是十分奇妙，十分匪夷所思的。她要试着把他们两个人的眼泪，各自滴在莲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莲花，将为谁的泪水浸死。在她心目中看来，谁的泪更多，谁的泪更苦涩，莲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这是无比傻气的话，又是无比天真可爱的话。池中有泪，花亦为之死，其情之深真可“泣鬼神”了。这一构思使相思之情具象化。那出污泥不染的莲花，将成为它可靠的见证。李白诗云：“昔日芙蓉花，今为断肠草”，可见“芙蓉”对相思的女子，亦有象征意味。这就是形象思维。但不是痴心人儿，就想象不出。可见孟郊真是“刿目鉥心”、“掐擢胃肾”而为诗了，这显示了其奇绝的想象力，也说明韩愈的品藻是孟诗之的评。
“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顾敻《诉衷情》）自是透骨情话。孟郊《怨诗》似乎也说着同一个意思，表达着同一伤痴情，但他没有以直接的情语出之，而假景语以行。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样写来更饶有回味。其艺术构思不但是独到的，也是成功的。诗的用韵上也很考究，它没有按通常那样采用平调，而用了细微的上声“纸”韵相叶，这对于表达低抑深思的感情十分相宜。
这首诗写的是思妇怀人之情，开篇充满浓厚的悲凉气氛，以衬托主人公的不幸，继而细致描写怨妇心理，由思念远戍丈夫，变而为对战争的怨叹和对所处困境的痛心疾首，乃至彻夜难眠，通宵熬煎。此诗辞情哀婉动人，毫无造作之感。
这首诗起首两句写初冬季节，寒风四起，季节的更替引起思妇节序之感。将“悲”字予以“风”，无理而妙，将女子的悲伤意绪直接托出，奠定全诗的感情基调。
“秋蝉”句是思妇所见之景。秋末冬初的蝉声是凄清而稀疏的，可在思妇听来却是令人烦躁的，它使人已觉悲伤的心情更加烦闷。盂冬之际，作为候鸟的燕子已经离去，可是丈夫却没有回来，仍戍守在寒冷的边城。心情由“悲”变成了“怨”。
“君何崎岖久徂征”句紧接上句“怨边城”，写思妇挂念丈夫，想像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戍边抗敌，生活艰苦。“岂无膏沐”句合用《诗经·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和《诗经·豳风·东山》“鹳鸣于垤，妇叹于室”诗句。这两首诗都是写女子怀念远征的丈夫，与本诗诗旨相似。谢灵运熟谙风骚，诗歌善于取意或化用《诗经》和《离骚》诗句，古代诗论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对君不乐泪沾缨”两句，继续叙写思妇由思念丈夫而潸然泪下，为缓解悲绪她要借弹筝诉说内心的哀怨。心中愁怨，所弹之调亦黯然销魂，借“筝”消愁愁更愁。
“遥夜”句，思妇因心中悲切，放下秦筝，抬头望见明月悬空。见月思人，哀婉难捺。此句对晏殊“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的词句应有导引作用。
“谁知河汉”句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的诗意。虽未言相见，而渴望相见的心情却是何等强烈。“辗转思服”句本自《诗经·周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写思妇思念戍边之人，辗转难眠。
这首歌行带有谢诗按时空叙述的特点，时序变化引起悲绪，然后描写思念的一系列行动，娓娓道来。虽是代人言情，但辞情哀婉动人，毫无造作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