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起头这两句是写他这几年的平静生活。“草庐”即他归田后营建的“草屋八九间”。“穷巷”，偏僻的村巷。“华轩”，达官乘坐的漂亮的车子，这里代指仕宦生活。居陋巷而绝功名之念，这样的意思在归田后许多诗中屡见陈述。这里用一个“甘”字，见出他这种态度出于自觉自愿，也显见他心情的平静自然。可是，“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天炎风息，丛集在一起的房子顿时烧掉了。着一“顿”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他的住宅没有剩下一间房子，只好将船翻盖在门前，以遮蔽风雨。“舫舟荫门前”一般解释为寄居在船上，似非确。《归园田居》“榆柳荫后檐”与这句结构相同，“荫”也为覆盖的意思。在陆地上以舟作棚，现时还常见着。以上可谓第一段，写“遇火”情况。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曰“新秋”，曰“月将圆”，见出是七月将半的时令，离遇火已近一个月了。“迢迢”，意同遥遥，显出秋夜给人漫长的感觉。“亭亭”，高远的样子，这是作者凝视秋月的印象。这两句既写出了节令的变化，又传出了作者耿耿不寐的心情。这是火灾予他心理的刺激。“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遭火熏烤的周围园圃中的果菜又活过来了，但受惊的鸟雀还没有飞回。从“果菜始复生”见出他生计还有指望，而后一种情况又表示创巨的痛深。在这样的秋夜里，他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中宵伫遥念，一盼周九天。”半夜里他伫立遥想，顾盼之间真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了。以上是第二段，写“遇火”后心情的不平静。
下面第三段，所写是“中宵伫遥念”的内容。作者先是自述平生操行：“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他说：我从小就有正直耿介的性格，一下子就是四十年了（作者此时四十四岁）。“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形体、行事随着时间的过去而衰老、而变化，可心灵一直是安闲的，没有染上尘俗杂念。“孤介”、“独闲”，都表示他不同于流俗。“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这两句意思说：我具备的贞刚的禀性，玉石也比不上它坚固。这六句是对自己平生的检点，自慰的口吻里又显出自信。他是在遭遇灾变之时作如此回想的，这也表示了他还将这样做，不因眼下困难而动摇。接着他又想起一种理想的生活：“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东户”，指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东户季子，据说那时民风淳朴，道不拾遗，余粮储放在田中也无人偷盗。“中田”即田中。“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这是说，那时候人们生活无忧无虑，人人都安居乐业。这些“仰想”，表现了作者的向往之情，他当时处于那种艰难境地作这种联想，实在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毕竟是空想。“既已不遇兹，且遂灌我园。”意思是说：既然已经遇不上这样的时代了，还是灌我的园、耕我的田吧。这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态度。想起“东户时”，他的情绪不免又波动起来，但他又立即回到眼前的现实，心情又平静下来了。后两句似乎还有这样的意思：丰衣足食不能凭空想，要靠自己的劳动。这就与两年后写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所表达的思想相一致了。
这首诗写作者“遇火”前后的生活情景和心情，很是真切，也很自然。比如遇火前后作者心情由平静到不平静，是几经波折，多种变化，但都显得入情入理，毫不给人以故作姿态之感。火灾的打击是沉重的，不能不带来情绪的反应，此诗若一味旷达，恐非合乎实际了。诗人的可贵，就是以平素的生活信念来化解灾变的影响，以面对现实的态度坚定躬耕的决心，他终于经受住这次考验了。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