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此词上片开始二句先从游子远归即赋别离说起。春风如醉，香气似熏；陌上相会，情意绵绵，此处系用江淹《别赋》句意：“闺中风暖，陌上草熏。”遗憾的是游子来去匆匆，才相会又将赋别离，惜别者的眼中，那连绵不断的碧草，似乎深锁着无限离愁，使人触景伤情。接着“绣帏”三句，形容游子归来以后旋即匆匆离去。这里主要点出深闺思妇垂泪泣送的形象，同时还体现出露滴如珠泪的碧草之神，所谓“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别赋》）。真是深闺念远，南浦伤别，可以说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处用拟人手法将碧草化作多情之人，亦似为离别而垂泣，如此以来化静为动，增添了伤离的黯然气氛。
“长亭”两句，将镜头从深闺转到旅途中的游子经历。他行行重行行，不见伊人倩影，但见遍地芳草，远接重重云水，这里以云水衬出春野绿意。一“孤”字暗示了睹草思人的情怀。下面随即折回描写思妇形象，“但望极”两句，是写她独上危楼、极目天际，但见一片碧色，却望不到游子的身影。此处即用“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意，道出了思妇空自怅望的别恨。
下片“销魂”三句，是回忆当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本为谢灵运的名句，词人忆及昔日同游池畔，旋赋别离，句中不仅深有沧桑之感，而且也没有离题。记得那时她姗姗而行，罗裙轻拂，使绿草也不禁生妒；这是反用贺铸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词意，以绿草妒忌罗裙之碧色，来衬托出伊人之明媚可爱，从而由草及人，更增添了对她的怀念之情。
“恁时”三句，仍是回忆。“恁时”即“那时”，连上“曾行处、绿妒轻裙”时事。他轻携素手，絮飞花乱的暮春季节里，漫步于如茵绿草之间。而眼前的如茵绿草，又使他兴起无限感喟。“朱颜”两句，从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化出，时光流逝，人事已非，相逢不知何日。自己年华已经渐老，只有芳草却是春风吹过而新绿又生。结末呼应上文，愿人们毋须触景伤情，当春回大地、绿满田野之时，可以放怀宴游，到那时可不要辜负了青春好时光。
这首词在写作手法上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巧妙地将草拟人化，那清晨芳草之上的晶莹露珠像是她惜别之泪，这样，遍野的绿草成为离愁的化身，而与伊人别恨密切相联。
这是一首悼亡之作。词中借唐明皇与杨贵妃之典故，将其对亡妻绵绵无尽的怀念与深邃哀思流畅地表达出来了。
首句“凤髻抛残秋草生”言妻子逝世。“凤髻”指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型。唐宇文氏《妆台记》载：“周文王于髻上加珠翠翘花，傅之铅粉，其髻高名曰凤髻。”“凤髻抛残”，是说爱妻已凄然逝去，掩埋入土，她的坟头，秋草已生，不甚萧瑟。“高梧湿月冷无声”句描绘了一幅无限凄凉的月景。妻子去后，作者神思茕茕，而梧桐依旧，寒月皎皎，湿润欲泪，四处阴冷，一片阒寂。临此寞寞落落之景，作者不禁想起七夕时的深盟。据陈鸿《长恨歌传》云：天宝十载，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骊山避暑，适逢七月七日之夕。玉环独与玄宗“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当时七夕记深盟”句即用玄宗杨妃之事来自比，言自己和妻子也曾像李杨一般发出“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的旦旦信誓。
下片尽言悼亡之情。“信得”两句亦用李杨典故以自指。据陈鸿《长恨歌传》，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复归长安，对杨贵妃思怀沉痛不已，遂命道士寻觅，后道士访得玉环，玉环则“指碧衣取金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指道士）。曰：‘为谢太上皇，谨献是物，寻旧好也。’”此处作者的意思是说，来相信道士可以传递亡妻的信物，但后悔的是她的遗物都与她一同埋葬了，因此就不能如玄宗一般，“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此言一出，即谓两人之间已完全阴阳相隔，不能再幽情相传，一腔心曲，再也无法共叙。于是只能“人间空唱雨淋铃”。 “人间空唱雨淋铃”，作者用此语，意谓亡妻已逝，滚滚红尘，茫茫人间，如今唯有自己空自怅痛了。一句“人间空唱雨淋铃”，悲恻凄绝，哀伤怆”，唱出了纳兰字字泣血的心声，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
全词婉丽凄清，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真挚深切令人读罢不禁黯然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