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仍然是写无穷无尽的相思。有人类就有爱情，有爱情就有相思。其意是，花儿随着春风的吹拂，一天天地衰败下去，结婚的佳期也是渺茫无期。结识不到如意的郎君，编结再多的相思草，也只能是空欢喜一场更使人愁上加愁，让人心碎这里的“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是作者在佳期渺渺，没有同心人的情况下，对自己以草结同心的行动表现出自怨自艾的无比痛苦心情。
这首诗与第二首诗一样，都是刻意伤春之词，春望，在这里意味着春天里的盼望，其中包含首着一个妙龄少女渴求自己爱情而最终归于失望的故事。女主人公兴致勃勃地揽摘芳草来打同心结，要将它赠给自已的“知音”。打同心结，是表达爱情的方式，把全部希望放在“同心结”上，然而，春鸟发出哀吟，昔日的同心结，今日成了断肠草。人世间留下了一颗破碎的心，情天恨海平添了几行血泪。
女主人公仍在编结“同心草”，不过此时是“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不是不愿结同心人，而是无法结同心人，故而，也只有“空结”同心草了。一个“空”字，写尽了她伤心欲绝的情味，与尽了她无法诉说失恋和绝望的痛苦……也只好木讷地用双手编结“同心草”来打发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时光。用结同心草的细节，写出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
可见，薛涛是写爱情诗的高手，这恐怕也与她自己的命运有关吧女诗人写爱情诗，自然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真切深刻细腻，易于感人至深。这正如胡云翼先生所说：“婉约而温柔的文学，总得女性来做才能更像样…无论文人怎样肆力去体会女子的心情，总不如妇女自己所了解得真切;无论文人怎样描写阔怨的传神，总不如妇女自己表现自已的恰称。”这是对女性创作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也是对薛涛爱情诗的肯定和赞扬。黄周星在《唐诗快》评第一首与第三首诗为：“二诗皆以浅近而入诗，故妙。”这四首诗，以第一首与第四首写得较好，其审美价值更高一些，可读性更强一些，也更耐人寻味一些第四首诗的立意与第一首诗相同，不同的是这首诗多了一些形象性的描写，其诗就更加具体，更加感人。第四首又与第一首诗相呼应，满目春色，非但不让人喜，反而更是着恼：恼在个独赏!梳妆打扮，又有何用呢？镜里的花容月貌，又有谁看呢？又是为了谁呢？这也只不过孤芳自赏罢了。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这首诗写于柳州刺史任上。
时当二月，又处南方温热地带，柳州早已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了。可是一场意外的暴风雨却洗劫了百花，送走了春色。这在过着谪居生活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本来他还可以寄情景物，排遣内心忧怨的，而现实竟是这样冷酷无情!哀凉的心绪触发了他的诗思。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诗篇起句便直抒胸臆。“宦情”与“羁思”，原本就有必然联系。长年游宦在外，远离故土与亲人，旅途漂泊的艰辛，离亲别故的悲怨，有谁能不动心动情呢?屡遭贬窜，此种心情理当加倍沉重．“共凄凄”三字，真实地表现了作者这时候的特殊心态。“宦情”之苦与“羁思”之深叠相撞击着诗人的心扉，他要寻求解脱，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他只好走出书房，漫步庭院。而当他目睹了已经过去大半的春光以后，这种情绪反而愈趋沉重了。“春半如秋”，用语平淡而新鲜，写出一种常人不曾，也不会有的独特感受，的确是愁人眼中之景，心中之情相互感应的凝结品。“意转迷”三字，则就“春半如秋”作承转，极言意绪的迷乱烦恼。
三、四两句，偏重叙事描写。说“山城过雨”，人们似乎还难于体味这场雨的份量和内涵，故后面紧接着补写了“百花尽”三字。此雨非早春润物之雨，它横掠山城，下得大，来得猛，涤荡万物。此一句，遥扣题面，把第二句“春半如秋”四字亦落到实处，同时又引带出末尾一句。“榕叶满庭莺乱啼”。柳州多檀椿树，冠大身屈，四枝旁出，以其不材，故能久而无伤。但是经过这场暴风雨的洗劫，那些百年老榕也叶落满庭了。此等情景令诗人伤心，莺啼之声又格外增添了一重伤感情绪。那一个“乱”字，分明是诗人心烦意乱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这首诗写景肃杀萧条。写情凝重深沉。二月春光正浓之际反呈现百花凋零、榕叶满庭的暮秋景象，反激起诗人一片宦情与羁思，其构思立意均不同常态，而其遣辞造语又极平淡。苏轼《东坡题跋》曾就柳宗元的诗与陶渊明的诗作出评论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内容丰富充实而字面却略显枯干淡泊的作品，其实正是诗人苦心锤炼的结果，是诗歌创作艺术的极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往往“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咀嚼久之，才能得其真味。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词。上片写农女买酒，下片写醉汉的醉态，真切地反映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民风民习。词中妙用双关语，把鸟语和写实结合起来，又表现了词人用传神之笔刻画人物的功夫。文字清新活泼，诙谐幽默。
上片写村女听鸟鸣。不知哪里跑来的年轻女子三三两两聚集树下，悄没声地倾听枝上巧舌如簧的鸟儿啼叫。你听那提壶鸟声声叫“提壶！提壶！”似乎在提醒一个受令出来打酒的女子：还不快买酒回家！更有趣的是那高叫着“婆饼焦！婆饼焦！”的饶舌鸟，似乎是在戏谑另一个贪玩忘归的小媳妇：婆婆已把烙饼烧焦了，还不快去帮忙！词人写到这里打住，下面的情景由读者去想象和补充。也许听完鸟叫后几个女子围着那女子打趣，于是一片追逐笑闹之声，也许女子们将禽语当作玩笑，嘻嘻哈哈继续逗它学舌，也许鸟叫声真的提醒了贪玩忘归者，于是大家互相伸伸舌头，一哄而散……短短四句，的确蕴含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的内容。
下片写词人对农村风光迷而忘返。这种沉迷是用酒醉来体现的。词人边欣赏包括上片所写的动人风光，边将随身携带的酒呷上几口。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词人也不知不觉大醉了。风一吹，他清醒过来，想到应该回家了。可醉眼陶然，辨不清来时的道路了。于是只好向行人去打听。词的末二句，是善良而热情的乡间行人指路的话。指路指得那样耐心，那样认真，真是神态活现。词到这里戛然而止。词人知路后的情景，依然留给读者去想象补充。
全词语言通俗平易，明白如话，而又含蓄幽默。巧用禽言诗体、拟人手法，又极力渲染主客颠倒情景，写来鲜龙活跳，富有谐趣。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