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一开始，词人便满怀忧愤向天发问：老天爷怎么忍心将天下事折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问天”当然不止是问天，而是问代行天意的当权者。“天下事”指当时南宋积贫积弱的统治集团为了苟且偷安，对金称臣割地，已经到了“国脉微如缕”的悲惨境地。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连年兵扰南宋，宋室面临覆亡的危险。献陵图事在当时堪称是一件盛举，它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见《宋史·礼志》二十六）王埜即事生情，渴望能有力挽狂澜的志士贤才，能够一举收复中原（以献陵图事代指故土的恢复）。可是当时国事日渐式微，中原地区早已失守，蒙古大军正不断南犯，威胁着宋朝的安全，而当权者却苟且偷安，排斥抗战派，沉溺于犬马声色之中，不思振作，这使他抱恨结愁不能自已。更令人痛心的是，现实中有抱负的志士仁人，却往往因报国无门，赍志而没，只剩下一堆堆荒草野茔，作者隐约感觉到自己也将会遭到他们一样的厄运，不觉发出了深切的哀叹。
第二段开头两句，作者感叹自己怀抱憾恨，垂垂老矣，接着追忆起自己当年巡视江防前线时的情景。那时他曾到六朝古都金陵凭吊过秦淮水。词中“淮水”指秦淮河，源出江苏溧水县北，横贯南京城，流入长江。王埜生在国运衰微之世，东吊秦淮，感念六朝兴亡更迭的历史教训，吊古伤今，悲恨之情油然而生。词人借酒浇愁，含恨在风中抚剑醉归，心潮激浪恰与大江波涛撞击、交汇，滔滔东逝之水好像特地为他这位壮志未酬的志士砥砺斗志。
第三段写作者当时身处闲职，远离淮河前线千里之遥，但仍怀着一颗为国分忧的壮志雄心。“纵有英心谁寄”，这颗英心在现实中无法托付，只好空自嗟叹，一吐内心的郁闷与悲愤。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蒙古灭金后连年攻宋，局势日趋艰险，南宋政权危在旦夕。因此词人发出焦灼的呼唤：“绝域张骞归来未？”他急切盼望现实中能出现象西汉张骞那样的名将，出使西域，联合各方力量抗击匈奴。
这首词自始至终激荡着爱国志士一腔热血无处诉的悲愤心情。全词以三叠词调这一形式，将昔往与今来、抚时与感事、国家命运与个人遭际巧妙地交织起来，一咏三叹，将词人内心的激愤愁恨，感情波澜层层推出，萦回不尽。为了加强抒情感人的艺术效果，作者多次运用反诘句式，因此词文揭响有力，频频扣击读者心弦。特别是起首与结尾两处的诘问句，一起一结责问苍天，呼唤英雄，既振聋发聩，又使词的主旨表达得含蕴深曲，耐人寻绎。
自宋玉的《高唐赋》、曹植的《洛神赋》之后，从两晋到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以美人为吟诵对象的作品，其中南朝沈约的《丽人赋》可谓其中佼佼者。《丽人赋》之所以不能与《高唐赋》、《洛神赋》比肩，是它塑造的丽人远没有巫山神女及洛川神女的影响大。但丽人也是很光彩的。《丽人赋》之丽人乃南北朝艺妓的典型形象。中国的妓乐，两汉三国时期就很风行，但却是在宫廷贵族之间，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伸展到了官僚富豪。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妓乐之风的一个高峰。从《丽人赋》等咏妓诗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的乐妓已具乐妓之典形风格。
先介绍丽人所在之处，含蓄地指出了丽人的身份。从“狭邪才女”到“杂错花钿”，先写其容貌特点，后写其华美的服饰。“狭邪才女，铜街丽人”两句含有典故，前句出自古乐府《长安有狭斜行》，后世用“狭斜”街道指代娼妓居住之所；后句中的“铜街”指的是“铜驼街”，陆机《洛阳记》中有言：“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后世用来指代城市内的繁华街道。用这两个典故，则隐晦地指出丽人本是娼妓的身份。
其后，沈约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展开描写。“亭亭似月，嬿婉如春”，丽人姿容如皎洁的明月，神态仿如充满生机的春光，一静一动，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把丽人的不同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丽人的容貌、神态已宛在眼前，作者又更进一步，通过香味、服装、首饰等现实中的细节，写丽人之美。
再从“响罗衣而不进”到“风动竹而吹衣”写丽人的到来。由静态转入动态，由对人物外貌的正面描写转入对情景的描绘，以期在有画面、有情节的场景中显现人物特点。走路时罗衣摩擦的簌簌声隐约传来，忽明忽暗的灯光将人影投射到地上，但是却并未看到人物登场。“响罗衣而不进，隐明灯而未前”两句，并未直接点出具体人物，却包含两位主角：一个是着罗衣隐明灯的丽人，一个是焦急等待中的男子。
丽人终于出场，她“中步檐而一息，顺长廊而回归”，在细微的动作描写中，丽人的踌躇、顾虑、矜持体现出来，而男子盼而不得的失落心情也隐约可察。
“池翻荷而纳影，风动竹而吹衣”，在满池荷花的映衬下，丽人窈窕的身影渐去渐远，轻风吹过竹林， 丽人轻薄的罗衣飘逸飞扬。荷花、竹林两个简单意象，共同构建出清新雅致的意境，并衬托出了丽人的动人姿态。
从“薄暮延伫”到最后，写了丽人夜半而来、天明而去的情景。丽人“薄暮延伫，宵分乃至”，出入时脸上含羞，面有媚态，锦衣飘飘，头饰摇摇。文中正面描写丽人的妩媚动人，又像是在以一直未出场的男子的视角欣赏佳人。
“来脱薄妆，去留余腻”一句，隐含一夜欢爱的信息，写出男子的留恋和回味。丽人离去时，“沾妆委露，理鬓清渠。落花人领，微风动裾”，这一幕情景美好而和谐，令人也不由得心生柔情蜜意。全文在意味悠长的情景中结束，引人遐思。
沈约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丽人进行了多方面的细致描绘，并且摆脱了楚辞以来文人惯用“香草美人”寄托身世的传统，认为“美”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另外，文章文辞艳丽，对偶精工，显现出南朝骈赋富、轻、艳的特点。
全诗紧扣住一“愤”字，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概括了自己青壮年时期的豪情壮志和战斗生活情景，其中颔联撷取了两个最能体现“气如山”的画面来表现，不用一个动词，却境界全出，饱含着浓厚的边地气氛和高昂的战斗情绪。后四句抒发壮心未遂、时光虚掷、功业难成的悲愤之气，但悲愤而不感伤颓废。尾联以诸葛亮自比，不满和悲叹之情交织在一起，展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这首诗意境开阔，感情沉郁，气韵浑厚。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追叙自己早年的宏图大志和气壮如山的爱国热情。既有对世时艰难的慨叹，又有对自己当年抗金复国的壮心豪气的袒露。作者青年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宏愿。孝宗即位后，陆游曾向他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和革新政治的建议，使得朝廷主战气氛甚浓。隆兴二年春，陆游积极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符离之役失利，朝中主和势力日炽，张浚被罢免，陆游也受牵连而免了官职。乾道八年，陆游抵达南郑，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八个多月的从军生涯是他一生中身临前线最宝贵的时光，他身穿戎装，斗志昂扬地驰骋在西北国防前线。他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他的“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的战略思想，积极向王炎陈“进取之策”，但南宋朝廷无法容忍他策划北伐的活动。最后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也被撤散，陆游殷切收复中原的主张成为泡影，他的内心非常失望和苦闷但爱国热情并没有消减。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二句，写作者在镇江前线时，雪夜遥望瓜洲渡口宋军高大战舰；在南郑前线上，乘秋风，跨铁马，奔驰在大散关道上。这是陆游亲历的两次难以忘怀的抵抗金兵战斗。“瓜洲渡”在江苏省扬州市南面的瓜洲镇，此事指宋孝宗隆兴二年，陆游任镇江通判，劝说支持张浚用兵，准备北伐事。“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当时宋金的边界，此事指宋孝宗乾道八年，陆游做王炎幕僚，曾筹划恢复中原大计，领军队强渡渭水，策马直驱大散关前线与金人作战。作者采用列锦手法，两句用六个名词简洁却巧妙地写出了战斗的情形和作者想抗金杀敌的心情。宋朝的军队曾经在东南瓜洲渡和西北的大散关打败过金兵，一处是在冬天， 一处在秋天! 一次是兵船作战，一次是马队交锋。作者在追述早年的快意征战生活，流露出抗金复国的豪情壮志。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岁月不居，壮岁已逝，志未酬而鬓先斑，这在赤心为国的诗人是日夜为之痛心疾首的。陆游不但是诗人，他还是以战略家自负的。可惜毕生未能一展长材。“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是他念念不忘的心愿。“塞上长城”句，诗人用刘宋名将檀道济典明志。以此自许，可见其少时之磅礴大气，捍卫国家，扬威边地，舍我其谁。然而，如今诗人壮志未酬的苦闷全悬于一个“空”字。大志落空，奋斗落空，一切落空，而揽镜自照，却是衰鬓先斑，皓首皤皤。两相比照，满是悲怆。这一结局，非诗人不尽志所致，非诗人不尽力所致，而是小人误人，世事磨人。作者有心而天不予。悲怆便为郁愤。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尾联亦用典明志。诸葛坚持北伐，虽“出师一表真名世”，但终归名满天宇，“千载谁堪伯仲间”。千载而下，无人可与相提并论。很明显，诗人用典意在贬斥那朝野上下主降的碌碌小人，表明自己恢复中原之志亦将“名世”。诗人在现实里找不到安慰，便只好将渴求慰藉的灵魂放到未来，这自然是无奈之举。而诗人一腔郁愤也就只好倾泄于这无奈了。 通过诸葛亮的典故，追慕先贤的业绩，表明自己的爱国热情至老不移，渴望效法诸葛亮，施展抱负。回看整首诗歌，可见句句是愤，字字是愤。以愤而为诗，诗便尽是愤。
全诗除了巧用典故，还巧作对比，一处是理想与现实作对比，本希望大家能同心同德抵抗金兵，但现实却是自己被排挤不能继续抗战，恢复中原愿望无法实现；二处是自己早年形象与晚年形象作对比，早年是“中原北望气如山”，而到了晚年却“镜中衰鬓已先斑”，表明自己想杀敌报国却屡次遭受排挤打击的悲愤；三处是用三国诸葛亮慷慨北伐同当今南宋朝廷妥协不抵抗作对比，以古鉴今，褒贬分明。全诗感情沉郁，气韵浑厚，显然得力于陆游。这些诗句皆出自他亲身的经历，饱含着他的政治生活感受，是那些逞才摛藻的作品所无法比拟的。
开首四句，即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自己亲历的事实，控诉了隋炀帝发动战争和三下江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隋炀帝在大业八、九、十三年曾三次东征高句丽，仅大业八年一次，就分十二路发兵一百一十三万余人，战死者不下三十万。接着，就以“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来说明这种灾难简直是接二连三。“龙舟”，隋炀帝南下江都时特制的一种大船，据《通鉴·隋纪》载，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共四层，上有正殿、内殿、朝堂及许多其他房屋。儿子被征去打仗饿死途中的余痛未消，自己又被征来拉纤，这已经够痛苦了，更痛苦的是也被陷入了九死一生的困境。
“方今”以下四句，即具体叙述自己所处的困境：当今普天下的收成都不好，路上的口粮简直没有一点点（“些小”），这一去路程有三千里，路遥无粮性命怎能保，恐怕是要死在路上了。“方今天下饥”一句，似轻实重，看似在解释“路粮无些小”的原因，实则已将普天之下民不聊生的境况概括反映了出来。看来，不仅是歌者陷入了“路粮无些小”，“此身安可保”的困境，大多数纤夫、普天下的百姓，怕也都要为无粮而丧命了。
“寒骨”以下四句，是歌者想像自己死后的情景：我的尸骨将被抛撒在荒郊野外，任凭风吹日晒；游荡异乡的孤魂，将在烟雾荒草间哭泣。家中的妻子，将因悲伤而哭坏身体；父母双亲将因盼我归去而望穿双眼。这是何等凄惨的画面。这虽是歌者设想死后的情景，但却是十分真实的。无论远征军士也罢，无论远行民夫也好，该有多少人暴死荒郊，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兄长饿死青山、全家悲痛欲绝的情景，他都是亲历了的。因此，对自己死后的情景也就描绘逼真。
“安得”第四句，是诉说自己惟一的希望。歌者已自料必死，且尸陈异乡，因此，他只希望能有个义气男儿，将他这无人认领的尸体焚烧，把他的骸骨运回乡里，把他的亡灵引渡回家。这歌者竟不作活着归来之想，而把能将骨骸运回作为惟一的希望，其情也可哀，其境也可知。这是他对“义男儿”的希望，同时也是对逼迫他陷入死亡境地的统治者的控诉。若无隋炀帝的重赋繁役，他何以必死。把人逼到将尸骨运回便算幸运，这是一个何等黑暗残暴的社会。
这是一首直接表达人民悲痛和愤恨的民歌。它全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控诉了隋炀帝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语言质朴凝重，情感真切动人。
从“晋室昔横溃”到“天骄蹙中原”是诗歌的第一部分。西晋末年，军阀割据，朝野纷争不断。“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两句诗，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令人窒息的乱世画面。“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是指，当时匈奴的军队相继攻陷了洛阳和长安，整个中原已经在胡人的铁蹄之下。此刻如果再没有杰出的将领出来抵御侵略，司马王朝必将灭亡。这一段极力描述局势的纷乱与紧迫．是在为下一段谢安的出场做铺垫。时势造英雄．正是这样危急的情况下．主人公才可更具英雄色彩。
从“哲匠感颓运”到“苍生望斯存”为诗歌的第二部分。谢安于乱世中应时而出，保住了岌岌可危的司马王朝的半壁江山。为了表现谢安的雄才大略，诗人首先描述苻坚领导的前秦军队是如何强大。由“百万众”和“如云屯”即可看出，前秦的兵士众多，气势恢宏，这正与西晋王朝混乱纷杂的局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投鞭可填江”，固然是在描述苻坚的狂妄自傲、不可一世，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前秦的军队之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谢安临危受命，凭借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在淝水将前秦的军队一举击破，使“淝水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又一场著名战役。诗人又用“谈笑”一词勾勒出了谢安从容不迫的气度。战场上刀光剑影，惨烈异常，而谢安依然能够轻松自如，从容面对。这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国时的奇才诸葛亮。“丑虏无遗魂”，写前秦军队的落荒而逃，既和前面大军进攻中原时的浩浩荡荡以及苻坚的不可一世形成强烈的对比，更烘托出谢安战绩的显赫。这一战的胜利为谢安赢得了百姓的尊敬和推崇，使他得以流传百世，受人敬仰。
从“冶城访古迹”到“归入武陵源”是诗歌的最后一部分。诗人的目光从历史上回到了现实中。谢安墩地势高耸，鲜有人声喧哗，这样略显荒凉的场景引发了诗人更多的思考。王羲之当年正是在这里劝谢安以国家危亡为己任，这才有了之后谢安的应时而出、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之举。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王羲之和谢安可谓志同道合，就像梧桐与嘉树一样，而他们的故事也如同蕙草留下的芳根一样，成为了代代相传的千秋佳话。想到这段历史，诗人很自然地就会联系到自己。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能，他相信只要有机会，自己也可以像谢安一样，建立不朽的功绩。然而身边并没有像王羲之之于谢安这样的知己，自己空有才华而无人赏识，怀才不遇的苦闷无处排遣。在谢安墩上远望，白鹭在春天的小洲上空飞过，青龙山迎接着初生的太阳。诗人看见的自然景物都蕴含着生机和希望，而身边的谢安墩由于年代久远，楼台倒塌，到处长满繁茂的庄稼。这使他再次感叹功名富贵的不可长存，于是又有感而发：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建功立业，实现心中抱负，一定会辞去官职，到归隐之地享受田园牧歌的生活。
李白的诗歌字里行间常常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渴望建功立业，渴望被赏识被重用，从而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劳。谢安一战而平天下的壮举正是他最大的理想。因而登上谢安墩，诗人才会有这样多的感慨。虽然现实中有诸多不如意，他依然期待着有机会建立不朽的功业，这也是李白和一些归隐诗人不同的地方。很多怀才不遇的诗人在残酷的现实中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小隐于林，独善其身。而李白尽管有归人武陵源的念头，也依然希望是在“功成”之后再将其实现。这成了他坚持一生的信念，也成为其大部分诗篇的终极主题。